贝淡宁:理解儒家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发展

——对话加拿大哲学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得主贝淡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 次 更新时间:2021-11-11 19: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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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 (进入专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姜红

  

   贝淡宁(Daniel A. Bell),加拿大人,毕业于麦吉尔大学和牛津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著有多部关于儒家文化、中国政治的学术专著,代表作包括:《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5;中信出版社,2016)、《中国新儒家》(China’s New Confucianism,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8;上海三联,2010)、《超越自由民主》(Beyond Liberal Democracy,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6;上海三联,2008)、《东方遭遇西方》(East Meets West,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上海三联,2010),还有合著《城市的精神》(The Spirit of Citie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重庆出版社,2012)、《正义层秩论:为何社会层秩对中国和世界如此重要》(Just Hierarchy: Why Social Hierarchies Matter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20)。2019年获第十三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继其博士论文探讨社群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反思之后,加拿大政治哲学家贝淡宁又看到儒家与社群主义之间的很多共通之处,因而对儒学产生浓厚兴趣。他所提出的中国贤能政治模式可以弥补西方民主政治的不足,以及和谐相比于自由的重要性,都在国际学界引起热议。在儒学发展的背景下,需要重新思考儒学的有益价值及其对于当代社会的启示。杜维明将儒学视为全球共同体的一大重要思想来源,并且认为“文化中国”的概念也可以用儒学思想贯穿起来。而儒学在当代有何新发展?儒学又如何适应现代化?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贝淡宁教授。

  

   从社群主义到儒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长期从事儒学研究,也已经在中国工作、生活多年。您在来中国之前对儒学思想的认识与长期在华定居后相比,有什么变化?

   贝淡宁:我想,多介绍一下我的学术背景可能会有所助益。我在牛津的博士论文,最终形成《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Communitarianism and Its Critic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一书出版,试图展示和捍卫当代“西方”社群主义理论,反对其自由主义批评者。

   社群主义认为,人类身份主要由不同类型的构成性社群(或社会关系)塑造,这种有关人性的概念理应为我们的道德和政治判断以及政策和制度提供信息。我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社群中,类似于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狮子,而不是像大部分时间独居的老虎那样。这些社区塑造了而且应该塑造我们的道德和政治判断,我们有强烈的义务去支持和滋养这些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意义的特定社区。没有这些社区,我们就会迷失方向、极度孤独,无法作出明智的道德和政治判断。

   为了我的第一份学术工作,我搬到了新加坡。我的同事们倾向于辩论“亚洲价值观”。虽然我当时不太信服这样一个模糊术语有什么实用性,不过,当辩论聚焦在儒家价值观时,我产生了兴趣。我了解到儒家与社群主义的主题有很多共同点,例如自我关系的观念和对自由主义作为普世理想的批判。但是,我将儒家视为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更深刻、更丰富的传统,而不像社群主义那样,更多是针对自由主义而新近衍生出来的。此外,儒家传统中的一些主题,包括礼的重要性、和而不同、贤能政治等,在社群主义的辩论中是缺失的,值得我们进行系统地详细探讨。所以我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儒学。随着中国儒家传统的弘扬,自然而然有必要来到中国更多地了解相关辩论。最终我来到了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山东省。

   2004年移居中国后,我意识到儒学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哲学,它还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伦理观。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儒学理论家来说,这是一个幸运的时期——在沉寂了几十年之后,儒家思想在教育体系和学术界已经明显兴起。我在《中国新儒家》一书中追踪了其中的一些发展。

   儒家思想的政治影响也使我开始质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其他在西方出生、长大的人一样,我曾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人一票是选拔公职人员唯一的道德上合法的方式。但是,在清华大学,我发现同事们经常探讨如何选拔和提拔德才兼备的公职人员——我称之为贤能政治(political meritocracy)。这方面的辩论深深吸引了我。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讨论中基本上没有这样的辩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对贤能政治的辩护,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具有历史价值的文本,而不是旨在激发当今政治改革的文本。

   《中国社会科学报》:选贤任能的思想可谓中国古代的一大传统思想。而当代中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贝淡宁:我意识到,关于贤能政治的争论在中国历史悠久——至少从孔子时代就已经开始。孔子扩展了君子的含义,从出身优越、类似于西方的贵族(aristocrat)观念,扩展至道德模范,即能力出众、(特别是)美德出类拔萃之人。甚至可以夸张一点地说,此后中国的主流政治辩论主要是围绕着公职人员应该具备怎样的能力和品德、才与德的关系,以及如何德才兼备。

   在现代社会,我们当然重视民主,因而问题就是如何协调贤能政治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我决定就这个问题写一本书,就是《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该书2015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没有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就不会写出那本书了。

   从2017年开始,我在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担任院长,长住青岛。我们经常需要思考社会层秩,比如正式用餐场合的座位排列,正式拍照的时候怎么站位。许多这种社会层秩是由儒家价值观所决定的。我决定就这个话题写一本书,最后和复旦大学的汪沛共同撰写了《正义层秩论:为何社会层秩对中国和世界如此重要》。我们认为,任何现代社会都需要层秩,而且我们试图分辨道德意义上不良的层秩,例如基于种族、性别或阶级的等级制度,将它们与适合现代世界的、道德上合理的层秩进行区分。我们经常依靠儒家伦理来证明我们的观点。同样,如果没有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我肯定写不出这本书。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长期探索与争论。20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抨击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以科学和民主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您对此如何看待?

   贝淡宁:20世纪中国的主流一度是反传统主义。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改良派和革命派将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落后于西方归咎于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封建”价值观。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诊断”:例如,梁漱溟就是一个例外。

   这种“诊断”本身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到广泛质疑,当时韩国、新加坡和日本等具有儒家传统的东亚社会在政治还算稳定的情况下经历了快速的现代化过程。很显然,儒家的一些观点和价值观,有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而非带来阻碍,比如入世的生活方式、对家庭成员长期福祉的关注、对教育和努力工作的高度重视等。

   选取儒家传统的一些精华,同时对于其糟粕——例如父权制——进行重新阐释,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可取的做法。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儒家传统有了更多认同,最终政府本身也接受了一些儒家价值观,例如,和谐有助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即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既有完全否认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推崇西方文化者,也有打着儒家的旗号、实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如何调和二者的矛盾?

   贝淡宁:当然,目前也有对儒学的抵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儒家只有在融入和回应其他传统和观点的情况下才能进步。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与法家、墨家、道家进行了辩论,并吸收了他们的一些见解。在宋代,儒家与佛教思想进行交流,也吸收了后者的一些见解。

   在过去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儒家也参与了对于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评判,因而获得进一步发展,为适应现代社会作出了思想上的调整。

   所以,儒家应该欢迎来自其他思想传统的批评,只要我们可以自由辩论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观。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是儒家与其批评家之间进行辩论和研讨的场所。荀子是儒家传统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引领了稷下学宫的辩论,还从中学习。

   我有一个畅想,希望中国可以重建现代形式的稷下学宫,供儒家和其他观点的捍卫者之间进行讨论和辩论。这不仅有利于儒家,也有利于批评家!

   儒学的当代发展与和谐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当今中国的儒学?哪些举措有利于其发展?

   贝淡宁:儒学在过去的15年里才深入发展,因此,对于中国大陆受儒家启发的教育者而言,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尽管如此,我们需要更多地讨论不同的阐释,与我们的批评者互动。我们要进步,就需要确保传统不要僵化、教条。

   儒家思想可以作为价值观让孩童进行学习和背诵,因为他们的记忆能力很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小学和非正式教育环境中越来越多地教授儒学是件好事,即使在此阶段主要是死记硬背,我觉得也不用担心。然而,当学生进入大学后,就需要理解儒家的传统,对其进行思考、辩论、阐释和革新。这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增强儒家等传统知识对学生的吸引力?您在教学活动中是怎么做的?

   贝淡宁:教授传统知识时,有多种方法可以提升学生的兴趣。例如,在山东大学,我举办了一个关于荀子政治思想的小型研究生研讨会。我们每周只阅读几段文字,而且我要求学生在每次研讨会之前都要提交六个问题或评论——有两条评论是关于他们同意文中哪些观点并说明理由,还有两条评论是关于他们不同意哪些观点、为什么不同意,最后是提出他们不明白的部分。然后,我根据学生的问题和评论来准备研讨会,突出不同学生的不同视角,并要求他们在课堂上讨论和辩论。学生们了解到,荀子的思想非常精彩,值得学习和讨论。

   研讨会结束后,我带着学生参观了位于山东省南部兰陵的荀子墓。当地的学者和官员对于荀子及其思想遗产颇为自豪,他们主办了这次活动。学生们再一次了解到,儒家思想是一种活生生的传统,具有多重解释,对当今世界仍然很重要。

   当然,这种教学方式的问题在于,它只适用于小班。在大班上很难与每个学生充分地讨论,而且大班的旅行成本会更高。因此,要让众多大学生对儒学感兴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如何做到这一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鉴于儒学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再加上对于儒学的多重阐释,您认为儒家哪些传统最具启示意义?

贝淡宁:儒家传统丰富多样,不同的阐释者对此问题会有不同的认识。如前所述,我自己的观点是,贤能政治的传统需要发扬,当然它需要符合目前的某些民主价值观和实践。我还认为,我们应该倡导儒家的“和而不同”。和谐价值不仅适用于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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