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变法高潮与“百日维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 次 更新时间:2021-11-11 13: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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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康有为的第五、第六、第七次上书

   1897年11月(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派军舰强占胶州湾。次年1月,康有为鉴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赶赴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帝,建议:一、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二、大集群臣而谋变政;三、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他警告皇帝说,如果依然故我,“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1] 他要求光绪帝将“国事付国会议行”,“尽革旧俗,一意维新”。这道奏章,为工部尚书淞淮所阻,但却受到给事中高燮曾的重视,上疏推荐,要求光绪帝召见康有为。清制,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恭亲王奕訢据此反对,声称康有为是“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 [2]

  

   光绪帝也感到形势危迫。1898年1月16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光绪帝向翁同龢、奕訢征询“变法”意见。翁同龢主张“从内政根本起”,奕訢等人沉默不语。次日,光绪帝连发三道上谕,要求提高办事效率,同时要求各省督抚推荐人才,裁汰绿营,开办制造局厂。同月24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光绪帝命王大臣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参加者有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人。荣禄(1836—1903),字仲华,满洲正白旗人。因在咸丰帝去世后,支持慈禧太后夺权有功,官至步军统领、总署大臣兼督办军务大臣。他对康有为称:“祖宗之法不能变。”康答:“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3] 他声称“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摹仿”,自己编有《日本变政考》及《俄彼得变政记》二书,可以采鉴。这一天的接见在翁同龢的日记中留下的记载是:“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兵局,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 [4] 第二天,翁同龢向光绪帝保荐康有为,光绪帝再次表示要召见康有为,仍为恭亲王所阻。光绪帝命康条呈所见并送呈《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二书。

  

   1月29日(正月初八日),康有为以“外衅危迫,分割荐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为题,第六次上书,请求光绪帝仿照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 [5] 在这三项建议中,康有为最重视开制度局,其具体设计是: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以王大臣为总裁,相互平等,每日在宫中讨论旧制新政,何者当改,何者当增,由皇帝折衷一是,然后交由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局施行。按照这一设计,就将重构清廷的权力分配,在皇帝周围形成一个新的决策机构,领导变法与改革,同时也将形成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的行政系统。为了扩大影响,造成声势,康有为先后为御史杨深秀、宋伯鲁等多人草拟了主题大体相同的奏折。

  

   康有为的奏折被总理衙门的王大臣们压了一个多月,在光绪帝的一再催问下,才于3月11日(二月十九日)上呈。光绪帝读到后,非常满意,命王大臣们“妥议具奏”,但没有下文。

  

   次日,康有为进呈《俄彼得变政记》,第七次上书光绪皇帝,阐述“体制”和“变法”的关系。内称:“今明知法敝不能不变,而卒不能变者,大率为体制所拘,与天下贤士不接,不能大变也。”又称:“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与中国少异。”在康有为看来,只有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因此,他建议光绪皇帝,效仿俄国的彼得大帝,“以君权变法”。 [6] 4月10日(三月二十日),康有为再次进呈《日本变政考》。建议光绪皇帝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竭力鼓吹,“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 [7]

  

   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先后进呈光绪帝的自编书籍还有《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孔子改制考》《列国政要比较表》《日本书目志》《波兰分灭记》等。

  

   康有为一面上书皇帝,争取王公大臣的支持,一面组织团体,积聚力量。当时,强学会之后,旅京人士相继组织知耻学会(寿富等发起)、粤学会(康有为发起)、关学会(宋伯鲁等发起)、闽学会(林旭等发起)、蜀学会(杨锐等发起)。4月17日(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与御史李盛铎在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章程称:“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 [8] 其后,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先后成立。不久,浙江人孙灏、御史潘庆澜、黄桂鋆等相继撰文或上疏弹劾,指责康有为等“聚众不道”,声称“权操于上则治,权分于下则乱”,现在“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其患不可胜言”。 [9] 李盛铎受到荣禄压力,自除己名。乔树枏致函梁启超,指责保国会“滥列多名,乘机作乱,居心狡诈,行同诳骗”。 [10] 在此情况下,保国会形存实亡。

  

   保国会的被劾使维新派再次处于不利局面,但是5月28日(四月初九日)恭亲王奕訢的病故却使形势发生变化。奕訢于1884年(光绪十年)被慈禧太后免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职务,中日战争中被起用。他在教育、通商、修筑铁路、兴办机器工业、加强武备等方面支持改革,但是,反对削弱皇族权威,变更军机处等政权机构。他竭力阻拦光绪帝重用康有为,在临终前向慈禧太后泣诉翁同龢“心叵测”。 [11] 他的去世,使康有为觉得少了一个障碍,光绪皇帝觉得少了一个掣肘的人,变法活动的锣鼓就敲打起来了。

  

   (二)百日维新

   自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诏变法至同年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康有为完全寄希望于光绪帝,希望他以皇帝之尊打击旧派,支持变法。6月1日(四月十三日),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陈述割让台湾、胶州湾(青岛)被德国军队所占之后的危急形势,要求光绪帝“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 [12] 同月8日(四月二十日),又代侍读学士徐致靖草拟《为外侮方深,国是未定,守旧开新,两无所据,请特申乾断,明示从违,以一众心而维时局折》,请求光绪皇帝“求可求成,风行雷动”。 [13]

  

   据光绪皇帝向翁同龢传达,他曾向慈禧太后汇报,慈禧太后赞成杨深秀和徐致靖的主张,指示说:“今宜专讲西学。” [14] 老成持重的翁同龢觉得皇帝传达的精神可能过头,于是在“折衷至当”之后,在为光绪帝起草的《明定国是诏》中声称:“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15] 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国是诏》颁布,维新变法定为国策。13日(四月二十五日),徐致靖上折,密保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为“维新救时之才”,请求光绪帝“特旨破格委任”。光绪帝命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送部引见,梁启超由总理衙门察看具奏。

  

   光绪帝发布变法诏书当然经过慈禧太后同意,但是慈禧对光绪并不放心,力图加以防范。6月15日(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连发五道上谕,其中一道规定凡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须亲向慈禧太后谢恩。这样,慈禧太后牢牢控制用人大权。另一道命王文韶来京陛见,直隶总督由荣禄暂行署理。荣禄曾任步军统领、兵部尚书,负责拱卫北京的董福祥的甘军就是由他调入的。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就有了控制京畿地区的军政大权。还有一道命翁同龢开缺回籍,其理由是:“近来办事多未协允,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辞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胶州湾事变后,翁同龢在和德国交涉过程中“低颜俯就”,引起普遍不满。此后,光绪帝要改革外交礼仪,在宫中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反对。光绪帝要重用并奖赏历任外交职务、见识开通的张荫桓,翁同龢反对。5月26日(四月初七日),光绪帝命翁同龢传谕康有为,将此前进呈的书籍再抄一份,翁同龢居然回答:“与康不往来。”“此人居心叵测。”第二天,光绪帝再次索要康书,翁同龢对答如前。光绪帝发怒诘责,翁同龢将此事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帝要翁亲自传知张荫桓,不料翁仍然拒绝,反问皇帝:“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6月13日(四月二十五日),徐致靖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时,求才若渴的光绪帝意欲即日召见,但翁同龢不赞成,主张“宜稍缓”。因此翁的开缺原因虽然复杂,但他和光绪皇帝日益加深的矛盾应是主因。 [16]

  

   光绪皇帝身边没有翁同龢掣肘,就准备放手大干。6月16日(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表示中国危亡,“皆守旧者致之耳”,“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有为鼓励光绪帝统筹全局,采取“全变”的大动作,“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声称“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光绪帝听得心花怒放,肯定康有为“条理甚详”。康乘机询问:“皇上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光绪帝目睨帘外,叹气道:“奈掣肘何!”康有为心知慈禧太后是阻力,建议皇帝就“现在之权”,“扼要以图”,将开民智作为首务。对康有为所述,光绪帝都点头称是。二人谈得很投机,直到光绪皇帝要康“下去歇歇”,并告诉他“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康有为这才起立退出。

  

   召见结束后,光绪帝有意重用康有为,但荣禄、刚毅反对,仅着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章京是满语,含义之一为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因此,康有为的新职务地位并不高,但是,康有为被皇帝召见,又得到“具折条陈”的“皇命”,心情仍极为兴奋。6月19日(五月初一日),康有为上书向皇帝“谢恩”,请求皇帝“亲御乾清门,大誓群臣,下哀痛严切之诏,布告天下”:

  

   一则尽革旧习,与之更始;二则所有庶政,一切维新;三则明国民一体,上下同心;四则采万国之法;五则听天下之上书;六则著阻挠新政,既不奉行,或造谣惑众,攻诋新政者之罪。

  

   康有为并建议,将改革诏书张贴在通衢大道上,令群臣具表签名奉行新政。他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令下如流水无有阻碍者矣”。 [17] 自此,康或本人具名,或以他人名义,不断向光绪帝上折,提出具体的变法建议,光绪帝也几乎每天都发布上谕,推行新政,一时间似乎春风频拂,颇有阴霾顿扫、万物昭苏之概。

  

1.文化教育改革。当年年初,光绪帝曾根据贵州学政严修奏请,决定设经济特科,以策论形式考选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等六个方面的特殊人才,作为对传统科举考试的补充。6月17日(四月二十九日),康有为以御史宋伯鲁和本人的名义分别上折,痛陈八股之弊。光绪帝命军机大臣拟旨,刚毅认为“此事重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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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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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帝制的终结》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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