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浩:法教义学与社会科学——以刑法学为例的展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 次 更新时间:2021-11-10 22: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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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浩  

  

   【摘要】是运用传统法学方法论,还是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并不是法教义学与各种非法教义学的本质区别。在现行法的效力框架内克服体系冲突,落脚于法律适用,为司法实务提供一般性规则,这才是法教义学的教义性所在。法教义学与社会科学能够形成内部合作关系。将社会科学融入法教义学体系,成为塑造教义的材料和工具,锻造指引实务的规则,这种研究的性质仍然是法教义学。与社会科学的内部合作能够改善教义学的论证结构,提升教义学的生产能力,输出更加有想象力和说服力的法教义学产品。本文以对占有概念、被害人同意和诽谤罪的经济分析为例,以对扒窃概念、保证人地位和邻里纠纷的社会学考察为例,展示如何在内部合作中借助社会科学来解读和形成教义。此外,法教义学与社会科学之间还存在功能性协作的外部合作关系。本文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为例,说明犯罪学、刑事政策与法教义学之间的外部合作。“社科法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科学的专门形式,本身并不足以说明和代表法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社科法学”应当致力于与法教义学展开外部合作而不是缺乏实益的竞争。

   【关键字】法教义学;社会科学;社科法学;经济分析;社会学考察

  

   近年来在国内法学界的讨论中经常被使用的“社科法学”,是一个需要被严格限定才有价值的概念。相对于“法教义学”,要想显示出“社科法学”这一表述的存在意义和区分功能,则它的范围应当限定在:不仅在研究方法上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事实的法律而非规范意义上的法律,而且研究的落脚点是增进对制度运作或者个案事实的理解,而非指引法律规范的一般性适用。

   “社科法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科学的专门形式,但是其研究成果具有两栖性,既可以归属于相应的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科门类,同时,在与法教义学的对象、功能和目标迥然不同的前提下,也能被接受为是法学的一种特殊的知识形态。在此意义上的“社科法学”,可以被认为是在法教义学之外,与法史学、法哲学等并存的基础法学的一种研究范式。

   与之相反,尽管使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与社会科学之间形成紧密的功能关联,但只要没有破坏现行法的框架和教义体系,研究目标是形成可以指引司法适用的一般性规则也就是“教义”,那么在我看来,这种研究的性质仍然属于法教义学而非社会科学。此类研究成果,不可能被归入社会科学的门类中,更不适合被称为“社科法学”。由此可见,“社科法学”这一说法,仅仅是代表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法学(法教义学)的知识形态,但是代表不了法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本文的主题也不是比较“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而是探讨法教义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法律科学(法学)包括多种形式,其中狭义的法学就是法教义学,或者说,法教义学已经成为法学的代名词。法教义学的研究对象是实定法秩序,是一门关于现行法和实在法的而非“正确法”和应然法的科学。由此区别于那些以应然法为研究对象的其他法律科学,包括有关法之目的的法哲学以及有关这种目的之手段的法政策学。这里的法秩序指的是规范意义上的法秩序,而不是法的生活事实,由此区别于针对事实展开研究的社会科学,包括犯罪学。尽管存在关于法教义学的诸多定义,但就其核心内容是以现行有效的法秩序为前提和不可突破的框架,围绕实定法展开解释、建构和体系化的工作这一点,今天已不存在太大争议。此处就不再赘述展开。

   关于法教义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关系,国外学界的讨论从未停歇。以德国为例,在几百年的法学发展史上发生过若干次关于教义学与方法论的激辩。晚近几十年中,关于法教义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也引起了新的讨论。一种观点是,法学界所理解的跨学科,并不是要求法学使用其他学科的方法,而更多的是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另一种观点是,法学界并不那么重视法教义学与其他学科的接轨问题,因为除了法教义学之外,还有法制史、法社会学、法心理学等使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研究。只要这些基础研究和社会科学接轨,法教义学通过吸收这些基础研究的知识,也就间接地和社会科学对接。悲观者认为,由于法律的专业化日益提升,部门法体系化的难度大大增加,能够跨越不同部门法进行教义学研究都非常困难,更不用说引入其他学科的方法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了。

   与德国法学界自我反思过度发达的教义学是否需要纠偏的语境不同,中国法学界讨论法教义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主要由上述所说从事“社科法学”的研究者引发。社科法学者总是想要在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间,制造一种对立、竞争和冲突的局势。特别是在某些领域中,例如针对一些影响性案件的个案分析,由于这些年来以苏力教授、桑本谦教授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的持续关注和强势进入,至少是在表面形式上似乎产生了某种竞争。

   不过从内心来讲,我并不太认同这种竞争的“姿态”有多大的效果,因为可能在社科法学者群体之外,大多数法教义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并不太关心社科法学的个案分析,原因也很简单,主要是没用而并非不精彩。不过考虑到个案分析毕竟是体现“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的主要形式,本文还是会以其为主题阐述二者的关系。

   苏力教授曾经谈论过对法教义学的整体评价:“……其实我从来都尊重法教义学,尊重法教义学者的那份骄傲、矜持和自豪。因为只有热爱学术的学人才会有这份骄傲。但更重要的是我对法教义学的社会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理解:在传统的刑法和民法等长期稳定的领域内,法教义学可以稳定有效地应对大批量常规案件,若稍加拓展还可以延及应对许多稍有异常的案件。这足以确保法教义学分析在法学教育中一定甚至永远会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

   其实,我也是向来都非常尊重和崇敬将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引入法学的学者,特别是苏力教授,也不仅仅是他们身上都有的“骄傲、矜持和自豪”,更主要的也是一种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考虑:若想应对层出不穷的疑难案件并将其驯服为常规案件,法教义学就必须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概念工具,改造旧的规则和教义,创设新的规则和教义。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放弃陈旧、僵化、自满的心态,走出过度依赖传统的体系—逻辑的教义学方法的舒适区,从学科孤立主义的沉溺中挣脱出来,以开放的心态去容纳和吸收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各种学科的方法和理论为己所用。

   因此,如果暂且把“社科法学”搁置一边,严肃讨论法教义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我认为主要有两种形式。通过教义驯服案件,借助社会科学形成教义,这就是我提倡的法教义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应形成一种良好的“内部合作”的关系。之所以叫“内部”合作,是因为研究者要将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引入法教义学体系的内部,成为法教义学发展和革新的内部力量。社会科学的进入,不是反对而是有助于更好地以一种规则和教义的方式去理解法律和解决案件。

   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是以一种幕后的姿态,为法律概念和规则的创设提供基础理据的支撑,而不是冲到规则和教义之前去直接“搏杀”案件。二者关系就像台前的歌手与幕后的和声。法教义学引入社会科学的投资是为了改善原有的股权结构,最终呈现出来的公司形态仍然是法教义学。就这一点而言,显然与以往的“社科法学”的一些主张是不同的。下文将从经济分析和社会学考察两个侧面,通过几项研究简要例示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和效果。

   除了内部合作关系外,法教义学与社会科学之间还可能建立起一种“外部合作”关系。我在这里界定的外部合作,指一方不是被引入到另一方的内部发挥作用,而是双方在外部形成一种功能性的协同关系。如果说法教义学与社会科学的内部合作,类似于刑法上的正犯与共犯(正犯是核心角色,共犯发挥教唆和帮助的作用;共犯对正犯有从属性,无正犯则无共犯),那么所谓外部合作,则类似于刑法上的共同正犯(双方都是核心角色,彼此之间相对独立但又功能互补)。“社科法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专门形式,除了以对法律现象的观察分析作为主要研究任务之外,不妨也更多地投入与法教义学的这种外部合作中。本文也将以疫情期间的刑事法治为例,探索并展示这种外部合作关系应当如何构建。

   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竞争:个案分析

   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直接运用于(作为法律现象之一的)个案分析,这可以被视作一种典型的“社科法学”的研究模式。近年来,以苏力教授和桑本谦教授为代表,撰写了多篇精彩细致的个案分析文章,并以此为武器向法教义学吹响约战的号角。在此之前,一般认为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间是井水不犯河水,二者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冲突。法教义学是“戴着枷锁跳舞”,以法条为研究的落脚点和约束条件。相反,社科法学并不受法条的羁绊。法教义学除了追求理论体系自身的自洽性,更追求为司法实践提供一般性规则。

   而这一点,通常并不是社科法学的研究目的和兴趣所在。社科法学更关心与法律有关的各种社会现象,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进行描述与分析,但既不下落到具体案件的裁判论证中,也不为司法适用提供方案。就此而言,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是处在实定法苍穹内外的两种不同的知识形态;或者说是观察法律的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之别。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兴趣和知识背景进入不同的领域,站在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不同的问题,本无所谓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

   不过,随着部分社科法学者的研究兴趣投向个案分析,两类研究的对象出现了一些重叠。例如,在苏力教授眼中,社科法学的研究兴趣和对象覆盖了法教义学,其中就包括个案分析。“社科法学必须进入其实也已经进入了刑法和民法这些传统法教义学固守的核心阵地……更必须准备好在部门法的每一个街角、每一座高楼同法教义学展开厮杀,准备自己倒下,但也要等着看最后是谁倒下。”桑本谦教授也认为,“热点案例或涉法事件作为疑案法律问题恰好为检验不同学术进路或不同法律理论的功能提供了天然的竞技场”。

   如果说,今日的国内法学界在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形式上(实质上可能没有)的竞争的话,那也就只能是体现在苏力教授和桑本谦教授持续发力的个案分析的场域了。这两位教授都是我特别尊敬的学者,而学者之间最大的尊重是回应,最令人沮丧的是不理会。接下来,本文就搁置对这一竞争形式有何实益的内心怀疑,从几个维度回应社科法学的批评,探讨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在个案分析这一学术场域中的竞争关系。

   (一)个案分析的学术功能:形成规则还是追求智识

   个案分析的写作者,是站在谁的角度上为谁而写作,写作的目的为何?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到此类个案写作的学术意义,也凸显出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一个重要区别。在法教义学者眼中,无论是概念分析还是个案分析,写作目的都是为司法者提供一般性规则。个案是形成规则的素材,发挥的作用是检验、证立、提炼或创设法律规则,如果偏离或脱离了这一目标,再精彩的个案分析也是无用的。

   但是在社科法学者看来,个案分析可以包含但不限于法律规则的分析,更重要是“追问个案中的各种智识可能,及其对于法治和法学的意义”。这也决定了在对待司法实务的态度上,社科法学的个案分析也不同于法教义学。“当然应当有助于个案的实务应对,但其目标却从不只为了应对个案,法理分析其实几乎只为了更好地、更现实地理解法律和司法,理解天理、国法与人情及其互动。”

这种“既要……又要……”修辞策略,并不能掩饰社科法学在个案分析上的写作目的——主要还是智识上的展示和追求,希望增进人们对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规则的整体社会的理解,期待给包括实务工作者在内的所有法律人以启发。尽管目标不唯一,但毕竟包括了“有助于实务的应对”,在这个跑道范围内,社科法学也宣称要与法教义学进行竞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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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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