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学堂与社会之间:清末的兴学和毁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 次 更新时间:2021-11-08 02: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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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  

   摘   要: 清末最后十年朝廷力行“兴学”,以国家权力大规模地催生出古所未有的学堂。其立意在于效西法养成人才,“拯此艰危”而图富强。但作为一个实际施行的过程,兴学于“库储一空如洗”之日,只能是“立学之费取之于农”,而后官府的捐税苛敛和抗官的“民变”因果递连,化为社会震荡;作为一个继科举而起的过程,学堂之“入校肄业,莫不索费”所造成的富民有“出身之荣”,贫民蒙“失学之苦”,在曾经的“科举之公”对照下,已成为一种随教育而来的社会不公平;作为一个育才的过程,常见于“乡邑子弟,负笈城市”,之后“归责亲戚故旧,无一可以入目”而成其“别树阶级,拒人千里”,与“民间最恶学堂”的互相对照,又以知识人和大众的深度隔阂演化为社会脱节。清末以急迫兴学为要务,而同时的社会震荡、社会不公平和社会脱节,则显示了这个过程所内含的历史矛盾。

  

   关键词: 兴学;毁学;社会;民变;知识人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1)05-0127-(12)

  

   DOI:10.13852/J.CNKI.JSHNU.2021.05.013

  

   一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停科举,之后学堂便成为调度天下读书人的重心之所归。但就时序而论先后,则学堂时代的启端在此之前其实已经发生了。

  

   光绪二十七年(1901),西狩的皇帝和太后犹未回京,诏旨已在“人才为政事之本”的主旨之下,着力于筹划“兴学”,以期“作育人才”:“近日士子,或空疏无用,或浮薄不实。如欲革除此弊,自非敬教劝学,无由感发兴起。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而后是“革除此弊”和“感发兴起”都委之于“各该督抚学政,切实通饬,认真兴办”。

  

   对于那个时候士人的养成来说,变“所有书院”为“学堂”,显然是一种跨度极大的改弦易辙。而沿此更作远伸,则又有尤为要端的“出洋游学”。其间的“通谕知之”始末相贯而言之详备:

  

   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肆年,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务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遣往学习,将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竭力讲求。学成领有凭照回华,即由该督抚学政,按其所学,分门考验。如果学有成效,即行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外务部复加考验,据实奏请奖励。其游学经费,著各省妥筹发给,准其作正式开销。如有自备旅資出洋游学,著各该督抚咨明该出使大臣随时照料。如果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励。1

  

   这种诏书与诏书的前后相接,以八方共举的亟迫表达了期望之殷切。之后,管学务的大臣次第作《进呈学堂章程折》《重订学堂章程折》《学务纲要》以及《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等,并经上谕颁布,遂为蓬蓬然而起的兴学育才划定了“人与法相维”2 的学制、宗旨、程法。

  

   就一面而言,这个过程作始于停置科举之前,又直接促成了停置科举。就另一面而言,这个过程是在把出自单面愿想并“从日本照搬”3 而来的“章程”“纲要”和“宗旨”,移到既不合单面愿想又不识外国成法的中国社会之中,与芸芸众生直面相对,而后是自上而下地推行兴学,其最先引发的却是变动化为搅动,搅动激成震动。

  

   作为一种既有的事实,19世纪中叶以来的数十年之间,中国人已经在效西法以图自强的一路追蹑中,先后置立了以洋务为归属的各种学校。同时,又由幼童赴美开先,随后有船政大臣派学生赴法国;北洋大臣派员弁赴德国;南、北洋大臣合力选派福建船厂生徒赴欧洲学习工艺和兵船;以及甲午之后官私两途赴日本的日多一日;等等。以此为前史,则被看作是“当今急务”的学堂“作育人才”和游学“造就人才”,其实已经在移外来而入内在的过程之中了。数十年之间的历史以洋务为中心,学堂和游学的从无到有,大半都与制器练兵及中外交涉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从而大半都与民间社会隔得很远。因此,官家关注的东西并未成为民间关注的东西。然而,此时的“兴学”已成为新政中的“急务”,并由诏书以君权的力量布达四方,催生助长,则由此造成的已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提摄和广罩。提摄、广罩都是重心下移,而后是之前数十年里与民间社会了不相涉的学堂和游学,已在极短的时间里节节铺展,呼风唤雨,促成了南北俱起的遍地兴作,使这个发端于育才的过程直接伸到了底层民众之中,随之而来的是地方社会与这个过程之间的纠结重重,扞格重重。

  

   兴学意在育才。但“立一学堂,则开办有费,常年又有费;派一游学,则川资有费,留学又有费”,诏旨一旦移入事实,这个题目的重心实际上已转化到财力一面。4 而时当兴学成为新政中的要务之日,环顾天下,目中所见的却是“物产虚耗,百物踊贵”之下,“官民交困”于“罗掘一空”的一派世景凋零。当日陈夔龙先巡抚河南,后巡抚江苏,从事的都是奉行诏旨,而一身支绌于两头之间,曾总论力不从心之苦说“慨自甲午而后,继以庚子之役,偿款数巨期迫,其原因一也。内外亟图自强,百度同时并举。他不具论,即练兵兴学两大端,岁支之款殆不可以数计,原因二也”,5 俱言两端之间互相重叠又彼此相扼。其间的“岁支之款殆不可以数计”,则尤其说明了耗之于兴学的银两数量之大。而以国计穷于“罗掘一空”为其时积久积重的困境,这种“岁支之款殆不可以数计”的来路,便不能不无序扩张,伸到章法之外。朝旨称之为“就地筹款”和“听由民间捐资筹设”,6 士议称之为“立学之费取之于农”,7 奏疏称之为“国家责之部臣,部臣摊派各省,不问其如何筹集”,而概“以此法”以求“展转取盈”。8 因此,朝廷兴学层层推及地方,与这个过程一路相随而行的,又一定会是“就地筹款”和“取之于农”化为名目杂多的捐税及勒取。而后是其层层推及,便演化为言官论事引为警戒的“各州县兴办学堂,多于已经加抽各项之外”又常常“重复加抽”的了无止境。9 其间更极端的还有“民有讼者即罚款以充学堂”的全无道理和规矩可言。10 诏书中的学堂和游学落到地面即已化为捐税,原本与兴学没有关系的底层人口遂因承担捐税而被动地与兴学有了一种切近的关系。这是一种“刻剥”1 之下攫取和被攫取的关系,从而是一种常在紧张之中的关系。

  

   但兴学的过程之伸入民间社会而可以“展转取盈”,其“就地筹款”的路数便不会仅止于这种“立学之费取之于农”。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川学政吴郁生奏请“就地筹款,化私为公”以“集资斧”,派送士子“就学东瀛”:

  

   查川省各州县多有绅富捐设学田,津贴应试文武生童。现在武科既停,岁有闲款,并为一用,聚则见多,约计每年可提数千金。又,中富之邑,津捐、宾兴筹局,时有赢余;文昌宫各庙筹会,向多糜费,或酌提奇零,或量劝佽助,大县、中县,岁筹二三百金,当尚不难。此二项拟分饬各属,按年清解,名为游学经费。2

  

   这一奏议中所列举的“学田”“津捐”“宾兴”都是从科举制度里派生出来的本以读书应试的士人为对象的社会资助,时至清代已遍及南北。作为一种历史记述,同治年间的《武宁县志》载:“武邑宾兴会,起自道光壬寅岁,阖邑绅耆禀请前令王师道,得捐输约万金。首事洁己奉公,设立善后规条,至详至当。自岁科文武童试暨乡会试,资赠数目,轻重有差。比详各大宪立案。”同时的另一种记述说,世间读书人贫苦者居多,“每届乡会之期,取之裕者,固不乏人,而牵萝补屋称贷以益者,恒十居七八,其甚者往往以投措维艰,因循中止”。3以“投措维艰,因循中止”写照士人因无处筹借川资导致不能赴乡试、会试,并以此为当日常有的事,则前一段文字之撮叙“武邑兴宾会”的始末,正富有代表性地说明了作为社会资助的“宾兴”之由来和生成,及其以接济士子之贫为本义的公益性、地方性和合理性。“学田”“津捐”等,彼时皆与“宾兴”同属一类。而其间的“禀请前令”和“比详大宪立案”,并由此叙及“首事”的“洁己奉公”和“善后规条”的“至详至当”,又都说明,作为来源的“捐输”虽然出自私人,但既已拢聚于“宾兴会”一类名目之下,其实已是一种归属于民间社会共有的地方公款了。因此,四川学政的奏请,显然是在科举尚未停置之日,已经把这一类由科举派生的济贫之资当成了利薮,并力谋伸手而入,以兴学的名义提调支配这种本来不属官家所有,从而不在官家指掌之内的地方公款。

  

   然则,以“学田”“宾兴”“津捐”的由来和历史相比较,这种地方官以权力推翻旧时成规的收公益为官有,其牵动之大,无疑又更过于“摊派”和捐税。当日朝廷因其一折而开此“不糜公家之费”4的门洞,迨科举停置,则“酌提奇零”和“量劝佽助”已一变而为伸手提取的全无窒碍和了无边际,在天下共效中遍及那个时候的南北东西之间,并且又连类而及,层层兼并,不断延展到其他具有公共属性的地方款项上。而后是腾挪移易之间,累积多年、经营多年的这种地方公款轻易地改变了归属,同时,连带地抹掉了寄托于其中的公共利益。清末最后一年杜亚泉概论“今日之教育行政”,言之明确地说:“今日教育上最显著之弊害,在各地方多设立有名无实之学堂。此种学堂,其名义上无论为官公私立,实际皆为一二私人,歆于创立学堂之名誉,且冀筹取地方之公款以恣其消费,凭借官厅之权力以张其声势。”5 在十年兴学育才和腾挪移易、交相为用之后,他眼中见到的都是“有名无实之学堂”,而尤其引人注目的又是主其事的“一二私人”之兴风作浪,用心谋名、谋利、谋势,怀抱全在兴学育才之外。其间统括而言的“地方之公款”能够“筹取”而“恣其消费”,被目为那个时候“最显著之弊害”,正说明地方公款归于兴学的過程,同时是旧日的“善后条规,至详至当”在官立、公立、私立的各色名义下瓦解于一片混沌之中,被不立规矩和全无法度的自为挪移和伸手而取层层打破的过程。两者交叠,遂使九年之前奏折中预想的“就地筹款,化私为公”一经进入这个过程,则很容易一路反向而行,使一头以公家为名义的攫取,在另一头已演变为各自“筹取”的化公为私。而底层社会全程直观这种不立规矩和全无法度的攫取,以及攫取之化为私利,对于朝廷兴学的感受和感应,便不能不以兴学之利尚遥不可见,地方的公共利益却经此侵夺而一路流失为直接的目睹身受,并自然地唤出人心中的意不能平和排斥抵拒。其因果始末之间,具见朝旨催发兴学,而“就地筹款”和“不糜公家之费”,却又一定会使兴学所起之处,最先触动而伤及的常常是民间一家一户的利益和地方社会共同据有的利益。这是一种内在于这个过程中的定势,则其节节伸展便往往又是无度地伸展。因此“学田”“津捐”“宾兴”一类“地方之公款”被腾挪移易而属性全变之日,与官家离得更远的寺庙及其附着的庙产,同时也在被当成可用为兴学的利源。

  

光绪二十八年《钦定小学堂章程》列“一切建置”之目,明示“现在甫经创办,或借公所寺观等处为之”;次年继起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和《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各列“屋场图书器具”之目,同样把“甫经创办,可借公所寺观等处为之”当作事理之应然。1 兴学集聚生徒,则“建置”和“屋场”所对应的都是“建造学堂需费甚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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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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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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