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景慧 吴晓萍:苦与不苦:时代规训与三线人的双重叙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 次 更新时间:2021-11-08 01:40:05

进入专题: 时代规训   三线人  

谢景慧   吴晓萍  

   〔摘要〕 三线人在口述表达中呈现了苦与不苦的双重叙事,两者之间看似矛盾实则存在着时代规训下的结构递进路径。三线人之苦,尤其在工作、生活与情感方面的痛点是时代之苦的个体化勾连。同时,在思想、身体、空间等方面的时代规训下,形成了国家与个人之间高度相互依附的情感关系与三线人“英雄式人物”的同质群像,使得三线人在使命归因的国家联结中实现了苦到不苦的认知递进。客观时代之苦下的主观个人不苦,既是那个时代规训的价值结果,也是社会发展变迁后三线人今昔互动中人生重整的建构结果。

  

   〔关键词〕 时代规训;三线人;贵州三线建设;口述史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5-0017-07

  

   〔作者简介〕谢景慧,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贵阳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吴晓萍,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贵阳 550000。

  

   从1964年到1980年的16年间,在新中国发展历史长河中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概念,但是对于投身到三线建设的400余万三线人而言却是一段艰苦而辉煌的生命实践与命运转折,并以此改写了他们以及子孙的人生境遇与游走轨迹。持有工程师、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等不同身份的时代主人翁,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打起背包、一路风尘从中东部大城市来到祖国大西北、大西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筚路蓝缕,用血汗和生命谱写出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历史上的一段峥嵘岁月。毫无疑问,从我国工业发展历程的纵向线条来看,三线建设是艰苦的,三线人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也是苦的,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经验主体,三线人是怎样看待三线之“苦”的呢?2019年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从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角度重新审视三线建设,对贵州十余个工厂160多位亲历者开展了口述史访谈。本文基于对(贵州)“三线建设口述史项目”访谈文本的分析发现,耄耋之年的三线人细数回忆、侃侃而谈地表达生活与工作等方面“苦”的同时,也阐述了基于使命、光荣、价值等精神层面的“不苦”。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双重表达?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递进路径?本文将在呈现三线人双重叙事的基础上,探索两者之间的结构转换,以对前述问题进行尝试性回答。

  

   一、时代之苦与三线人之苦

  

   新中国成立以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及严峻的国际局势,对百废待兴的经济社会局面进一步拉扯拖拽,直至1953年在苏联的援助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工业恢复与建设才逐渐步入正轨。此后,抗美援朝的胜利,及国内因土地改革的完成与国民经济的初步复苏,使得整个中国虽然还处在一穷二白、困难重重的境地,但民众都沉浸在高昂的建设激情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之中。但是,1950年代末,随着苏联“变脸”和国际局势的再度紧张,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又面临着新的险境:工业建设上“白手起家”“一穷二白”,国际形势上“四面伏敌”“摩拳擦掌”。正是在这样的综合背景下,毛主席基于对刚刚起步的工业体系的保护与国防战略布局的未雨绸缪,提出“即使发生核战争也打不烂、炸不垮”的“三线建设”。所以,某种程度上,当时的国家仍然处于一种普遍的“吃苦”阶段。

  

   在弥漫性的时代之苦面前,三线建设不可避免地也要面对各个方面的捉襟见肘。而且三线建设是将“好人好马好机器”迁移到当时还未开发的大西北与大西南的深山峡谷中去,这无疑更是难上加难。这种苦落在三线人的个体身上,就具化到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与琐碎细节中去。在口述过程中,已近耄耋之年的三线人重回几十年前的历史画面,基本都表达了“那个时候还是很苦的”的记忆叙事。而且,在时代之苦的宏大底色下,经历了共时性的中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双重反差,以及历时性的生产力极速发展后的时代之差的多重叠加,三线人的苦更加立体交织且具有刻骨铭心的历史辙印。

  

   (一)工作之苦

  

   工作方面,尤其在初期基础设施建设阶段,首先面临的就是建设条件的艰苦。西部山区地质条件复杂,山多石厚暗河多,“人力时代”就意味着更多的磨泡儿、流汗甚至献出生命。第一批三线人就这样“手提肩扛”地开石破土,在山川叠峦中修起了公路、厂房、宿舍等等。“那时候不分白天黑夜,顶寒风,斗冰雪,打眼、放炮,开山炸石,运石子、沙子,抢修公路。当时我跟我一趟车来的一个人,我们在公路上用小车推沙子和石头铺路,他拿着撬棍在坡上面撬大石头,结果连人带石头一起滚了下来,人当时就没了。”(SX129口述,2019)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工业化自救、自强的一场重大工程,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不仅有流血流汗,也有很多无名者的生命付出。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整体性的物资匮乏与技术落后,以及西部不毛之地的经济空白与建设空白,必然也带来工作环境上的恶劣。“‘守炉餐,伴炉眠,哪怕汗水漂起船,四样高炉多高产是我们的打油曲儿,还有‘风梳头,汗洗脸……。”(SX120口述,2019)“‘水泥路‘扬灰路是什么呢?车压了土路以后加上下的雨,车辙沟里全部是泥巴,这叫‘水泥路。‘扬灰路就是天氣一干,土被汽车一压,又成了粉,汽车一过,整个一片,前边汽车和后边汽车相距个七八米都看不见前面的车,这叫‘扬灰路。”(SX119口述,2019)

  

   其次,工作制度方面,在当时全面恢复与建设经济的主流语境下,从革命中走来的三线人身在其中形成了使命般的集体共识:任务来了就要完成,不管什么时间不管多长时间。但是这种状态在今昔对比以及纵向的个人-国家关系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他们记忆梳理与表达中的一个“苦”点。“我们厂有十年的时间实行‘六一一工作制,一个星期工作六天,一天工作十一个小时。任务来了不管白天黑夜,领导工人齐上阵。车间经常晚上十二点灯火通明,食堂会给每个职工送两个包子,放现在谁肯去做,谁能受得了。”(SX159口述,2019)

  

   最后,在三线人的生涯叙述中,工厂破产的重大节点对他们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都带来了极大的无法忘却的痛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宏大转型与巨大反差,给三线人的生态系统带来了断裂与失衡,尤其面对曾经全力以赴用生命与信仰创造出来同时也依附其中的辉煌成就的黯淡与消失,在情感方面充满了无奈、失落、不甘、沮丧等扎心之“痛”。“厂子破产签安置协议的时候,有个是当兵后转业到我们厂来的,他说‘签完之后我就没有妈了,他马上就哭了,一直在旁边流眼泪,他这样一说,我也流眼泪了……那个阶段是最苦的,也是最失落的。”(SX103口述,2019)“厂子一垮,好多家庭就跟着垮了,离婚的妻离子散的,看着心痛。”(SX100口述,2019)某种程度上,对于宏观社会来讲是转型是发展的改制,对于三线人这个群体来讲,可能就是一种艰难撕裂,既有与曾经的命运共同体之间的撕裂,也有与过往和当下生活世界的剥离。

  

   (二)生活之苦

  

   “先生产,后生活”的工作方针决定了生活配套设施的滞后性。在居住方面,干打垒、石板房、木板房、油毡棚、农户家的猪圈房子(牲畜在下、人在上的二层木板房)甚至山洞都是三线人口述中的高频词,不仅材质简易,而且冬寒夏闷,经常屋漏偏逢连夜雨。“有一张震撼人心的图片:我父亲他们所在的煤炭部第65工程处下属的三大队,在沙子坡修建副井时,好多干部职工就住在一个山洞里面,当时洞口还贴有‘身居山洞,放眼全球的标语。”(SX142口述,2019)在饮食上,来自五湖四海的三线人首先面临食材上的短缺与习惯上的差异。最为突出的就是用水问题,在建设初期尤其困难,基本用的是河水或者雨水,这些容易受到污染,导致经常出现工人集体拉肚子的现象。另外,“吃不饱饭”也是当时的一个普遍问题。“刚建厂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吃不饱,那时候特别羡慕那些谈女朋友的男生,女士吃得少就可以匀点给男生吃。(现在感觉)就像说笑话一样,那时候想谈朋友的第一目标,就想要吃饱饭。”(SX103口述,2019)当地生产力水平落后、资源的匮乏与饮食习惯的差异也给三线人带来了很多不期而遇的窘迫与苦恼。“刚来的时候怎么吃肉呢?当地的老乡也养猪,放到山上,在山上喂草,猪吃不着粮食,就一点肥肉都没有,一炒干巴巴的全是水。”(SX120口述,2019)“那会儿没有煤块烧,自个儿在小厨房里砌个炉灶,(把)煤厂的煤末末儿拿回来,自己掺点黄泥巴,团煤饼子,往墙上贴煤饼子,然后再敲碎了烧,那不好烧啊,(火)上不来怎么办?撒把盐,可能稍微有点蓝火苗。着急啊,这边等着做饭,还得管孩子,上班还不能迟到。”(SX113口述,2019)另外,在三线人的记忆梳理中,贵州地区“天无三日晴”“下雨如过冬”的气候条件也是当时生活的一个痛点。“有句俗语说三线三大件儿:‘水鞋、雨衣、破棉袄,一下雨就特别冷,和过冬一样难熬,而且一下就下很多天,三天不下雨就烧高香了,衣服都晾不干,水鞋里全是黄泥巴。”(SX141口述,2019)

  

   (三)情感之苦

  

   相较于看得见的物质条件上的艰苦与反差,三线人还面临着“毛主席睡不好觉”的情感之苦。“毛主席那句话很感动人,也是我们建设三线的力量。毛主席说,三线建不好,我觉都睡不着。”(SX109口述,2019)虽然这句话的原型是毛主席讲的“攀枝花钢铁公司一天不建好,我一天睡不着觉”①,但是几乎每一位鞍钢以外的三线人都产生了“好像是对自己讲一样”的“既听感”。②在国家-个人一体化的密切关联中,象征国家之体与民族之躯的毛主席的身体之苦与心神不安③被三线人移情到自己身上,形成了高度一致的群体性共鸣。为了减轻内心的这种“情感”压力,同时也受它的驱动,三线人在行动层面呈现出“一定要把三线建设做好,让毛主席睡好觉”的集体性回应。“当时的职工一心要把三线建设搞上去,让毛主席老人家安安静静地在北京安心工作。他说睡不着,为了让毛主席早早地睡好觉,我们就一定要加劲儿干!当时就下定决心,不但把我们这一辈子献给三线建设,子子孙孙都在三线建设上面。”(SX32口述,2019)

  

   综上,无论是在工作上、生活上还是情感上,三线人所叙述的“苦”既是宏大时代之苦的具体而微,也是“三线建设”战略工程的特殊性体现,更是新中国工业化建设与重大社会工程下的个体化勾连。同时,这种苦不仅客观地停留在彼时彼地的历史空间,在经验主体与时代发展变迁的互动过程中,尤其是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反差对比中,三线人对“苦”记忆的认知与建构也在不断变化、不断丰富。

  

   二、时代规训与同质群像

  

三线人之苦背后的结构性应对是什么?或者宏大国家是怎样带领工农群体面对广泛的时代之苦的?通过访谈文本的分析发现,其中涉及福柯所讲的关于身体、空间、组织等方面的多重规训。福柯明确指出,规训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是由一系列程序、层次、目标组成的一种特殊权力类型与技术手段;规训的目的不是征服也不是控制,而是通过空间分配、活动编码、力量组合等微观技术创造“驯服而有用”的身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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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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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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