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婕:拾遗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 次 更新时间:2021-11-08 01: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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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婕  

   摘 要: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对现代媒介广播、电视和电影的批判论述,早在二十世纪就已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该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关注美国电视的快速发展对普通大众与大众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而对电视本体、电视观众、电视制作人和电视文化现象批评研究,其唯一一篇电视研究论文——《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在国内电视理论研究、媒介批评研究领域甚少被研究者们深入论述,反映出对阿多诺的电视批评理论内在逻辑缺乏重视。在此,深入探讨阿多诺的电视研究,指出其研究既有局限性又有进步性,提出从电视理论和电视史的研究来看,阿多诺的电视与大众文化批评应当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将辩证的思维贯穿于考察电视的始终,对于现代电视理论研究来说,并没有过时。在今天的媒介研究中,不仅要提倡整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还要整合经验主义与批判理论,尤其是当代批判理论需要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理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的电视批评,将有助于形成更加清晰的批判任务和批判目标,倡导科学地、具体地、经验地、历史地、整体地和批判地考察各种传媒文化现象,以进行更多元的思考。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电视;大众文化

  

  

   一、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stuqrund Adorno)再次访美,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媒介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电视成为个人家庭生活中的新焦点。可以说从1950年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中,美国家庭平均收看电视的时长每天从未低于3小时,去电影院的人大大减少,而在起居室里,如果有可能看电视,大家通常也不再收听广播[1]。在阿多诺看来,电视对当时大众的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大众消费者就像是“一个个躺在沙发上的土豆”,其思考文化工业中的种种问题,让人警醒。在这一时期,阿多诺参与项目研究,且以“如何看待电视”[2]为题,用母语发表了一篇电视研究论文,被收录于罗森博格(Bernard Rosenberg)著作之中,此后,该论文以英文《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发表。有西方学者翻译阿多诺的文集《批判模型:干预和流行语》,其中一章节为“电视作为意识形态”[3],也就是阿多诺发表的论文《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学者翻译了阿多诺的电视研究论文并刊载于《外国美学》(第九辑)中[4],但甚少被国内传播学界以及电视理论和媒介研究者们在相关研究中提及该篇论文。在此,笔者通过对阿多诺的电视研究进行梳理,有益于对阿多诺电视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探讨,文末建议围绕阿多诺的电视批评的问题域,结合我国电视发展语境进行更为多元的思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阿多诺电视研究的提出

  

   笔者首先以“T.W. Adorno”“ T.W. Adorno+ televison”与“T.W. Adorno+ How to Look at Television”为主题词搜索 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EBSCO(全文数据库)、JSTOR(过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查询,未出现有关阿多诺的电视研究相关论文。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搜索国内学界最初关于阿多诺的理论研究,关注其大众文化理论及其在我国的接受过程,勾勒出相关论述的问题或基本倾向,主要集中在陆扬等《大众文化研究在中国》、赵勇《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之旅:从一篇被人遗忘的“序言”说起》、汪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尤战生《接受与误读: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在中国》、阿梅龙等编《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更重要的是,国内传播学对西方传播批判学派的相关研究中,有研究者肯定阿多诺的美国之行在传播学中的意义在于几乎重写了传播学的版图,不乏论述提及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合作广播音乐项目的科研经历,两位不同学派的重要学者对项目研究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有所不同,导致项目失败,在传播思想史上影响之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今天的传播理论范式格局[5];也不乏研究者关注五十年代阿多诺在伯克利社会研究所与心理学家合作的“权威人格”研究,提出阿多诺在研究方法的突破,将统计学相关的定量研究引入,以量化心理学的精神分析方法揭露暗藏着的极权主义倾向。

  

   经过进一步梳理国内研究者们将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批判理论思想资源引入电视批评理论,可发现:其一,在电视理论与电视批评论方向的研究方面,高金萍的《西方电视传播理论评析》中,论述西方电视理论渊源、全面梳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思想,涉及阐述阿多诺对现代媒介发展的关注、对电视观众开展实证研究,以及在《西方电视研究的理论进路》中,高金萍提到阿多诺撰写的《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指出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性的社会理论框架中对电视的研究,价值在于使传播和文化的研究在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中得以整合[6]。其二,在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文献中,以“法兰克福学派电视批评”为主题搜索,经过内容分析,仅有四篇电视理论研究论文,涉及对美国电视研究的学科起源与发展、电视批评理论的西方思想资源分析,研究者们追溯西方电视研究学科生成的文化渊源,其中论述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文化工业”理论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深刻阐释,但并未提及阿多诺的电视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电视发展的评述,有研究者在对电视批评理论的西方思想资源分析中,指出了法兰克福学派是电视批评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尤其是该学派不少代表人物就生活在电视大发展的年代,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是解剖电视的一把利刃,明显带有对包括电视在内的现代传媒的批判色彩[7]。其三,在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文献中,以“阿多诺电视理论”为主题搜索,筛选发现两篇学术论文涉及阿多诺的电视研究:程帅红的《大众文化语境下的电视传媒——从阿多诺的电视理论谈起》与王卓慧的《如何看待电视——阿多诺〈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程红帅分析阿多诺对电视的批判是作为对大众文化批判的中心所指,可被视为大众文化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视阿多诺电视研究的现实意义,思考现代社会电子媒介的迅猛发展,电视应恪守自身的传播功能和文化职责,大众应该具备正确对待电视的态度,警惕沦为看电视的工具[8];王卓慧尝试就阿多诺的电视批判理论进行解读,指出阿多诺对电视具体实务的审视,对电视内容、电视传播效果、电视深层解构以及电视人进行批判分析,认为阿多诺电视研究的价值突出以理论批判与实证相结合的方式[9]。在此,笔者认为以往的研究成果为阿多诺电视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其中也存在些许问题,比如:研究者忽略联结阿多诺在美国的学术经历,进而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电视的发展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阐释中西方电视的不同发展和电视语境的差异,亦未分析阿多诺的电视研究所采纳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丰富西方的电视理论学术意义所在。

  

   因此,本文拟回溯阿多诺访问美国进行学术研究的历史背景,探析阿多诺对美国电视发展的研究,可以说,从中西方电视理论与批评研究入手,将阿多诺身上的“上流文化保守主义”烙印、不可避免带着某种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色彩纳入思考范畴,以期就以电视为首的现代媒介的快速发展对资本社会产生的影响再分析,进一步拓展阿多诺的电视影响研究的理论视野。在此,紧密结合当前我国电视发展的现状,将之置于全球视野中,使研究的结论克服对今日我国电视批评实践生硬使用西方理论的缺陷,从而在符合我国国情的电视文化生产、电视传播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的基础上,对国内电视理论研究与西方的电视批评理论进行融合,提供直接的方法论启示。

  

   三、阿多诺对电视与大众文化的批评研究

  

   当阿多诺流亡美国期间,他感知到电视为大众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意识到“电视是不能用简单的措辞,喜欢不喜欢、赞同或反对来说明的”,提出需要认知电视产生的效果,系统地调查研究电视传播的社会心理特征,探析电视节目背后隐藏的机制,以了解电视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4]。在《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伊始,阿多诺提出电视研究应该建立在调查和采取实证研究方法,以探讨电视本体、电视影像,深入电视的节目结构,阐述电视的改进问题。在其看来,对自律艺术与大众传播媒介应视为两分法判断,立足于纯美学的高度进行构想。文论中他列举对电视本体研究、对电视节目制作、对受众的考察,标显出电视的四个方面特征:“新旧通俗文化”“多层次结构”“专横”“陈规化”。

  

   (一)新旧通俗文化

  

   阿多诺感受到电视媒介发展呈现出的大众文化景观,比较了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发展与旧文化工业的低水平文化产品生产,指出在艺术与自律意识方面的差异,进而以“通俗文化”一词行文,评述现代媒介产品的商业化生产及其出现的文化形式、产生的社会影响。值得提出的是同一时期在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利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与阿多诺之间的学术交集,从洛文塔尔的《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论著中可见。洛文塔尔以通俗杂志的内容为重要研究文本,获取大量例证,揭露文化工业化生产过程中隐藏的信息,其采纳文学与传播学交叉研究方法,以“通俗文化”表述对当时美国社会大众文化的看法。美国传播学者汉诺·哈特(Hanno Hardt)曾指出:“洛文塔尔的研究内容涉及传播领域的知识,特别是关于传播与通俗文学在社会的作用提供有意义的理论和分析,在基于文学、哲学根源的基础上对传播本质的讨论是极为少见的。”[11]洛文塔尔在相关著作中引据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批判观点,阐释美国文化产品的工业化发展现象,指出:“通俗文化产品不具备真正艺术的特征,但是所有媒介发展中的 ‘通俗文化却证明其拥有的真正特性:标准化、模式化、保守主义与欺骗性,这是一种控制消费者的产品。”[12]在阿多诺的电视研究中,以“新旧通俗文化”评述电视产生的大众文化现象,引述十九世纪大量发行并服务于大众消费的通俗或半通俗小说作为文本对个人判断的产生影响,进而对电视作品产生的文化形式、文化现象进行考察。可以说,洛文塔尔关注的是印刷媒介生产出的通俗文学作品,以通俗小说为文本分析,中立平和地论述大众文化现象,行文中提到无线电广播、电影等电子媒介,但这仅是作为“对帕斯卡尔的遥远回应”进行比对。而阿多诺所洞察的是,电视发展影响观众结构产生变化,成为助长大众文化的力量,其揭露隐藏的电视机制成为影响通俗文化的内力。面对电视媒介生产的节目产品呈现出一体化、虚伪性的特征,引发个人角色变化,阿多诺指出电视节目在社会中扮演的整合与控制大众角色的表现。这正如电视研究者加里·R.埃杰顿(Gary R. Edgerton)所闡述的,战后美国电视快速发展,出现了“电视也被赋予了一些特殊的使命,就是要广大群众感到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是可信的、合法的……他们正在适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消费主义现实”[1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多诺所见的年代美国电视发展产生的“通俗文化”现象,反映了处于当时社会“现在进行时”的媒介发展的情况,而洛文塔尔以通俗文学作品文本为研究对象,是对“过去进行时”的“旧通俗文化”考察,是“大众文化”的初级阶段。可见,阿多诺与洛文塔尔对“大众文化”的批评,似乎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阿多诺意识到需挖掘电视节目的结构和隐藏的信息,以判断电视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

  

   (二)电视节目的多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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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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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庆社会科学 2021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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