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大一统”和“中国”“天下”观比较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6 次 更新时间:2021-11-07 08: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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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 (进入专栏)  

   近年来,“大一统”“中国”“天下”这三个概念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备受瞩目。如果从内涵与外延加以观察,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而言,对“中国”涵义的阐释多从追溯文明起源的角度入手,结合考古新发现,阐释华夏民族的诞生和迁徙发展的过程,以及少数族群逐渐融进以华夏为核心的多元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轨迹。对“天下”观的研究,则多集中在古人对周边世界的想象与构造。相较而言,“中国”与“天下”这两个概念很难对应于一种具体的实践行为。而“大一统”观在其发明之初就是为帝王获取“正统”地位服务的,其中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思想与行动内涵。换言之,“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思想形态,更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实践活动。因此,理解“大一统”“中国”“天下”这三个观念的异同,理应成为当前历史研究的核心议题。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作一些初步分析。

  

  

   一、界定“中国”不易

  

   “中国”和“天下”无疑是近年来学术界热议频度最高的两个概念,特别是有关“中国”的讨论,近期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著作,从最原始的考古发现到近代有关“中华民族”观念的分析,都与“何谓中国”这个议题相关。[1]尽管各种观点众说纷纭,但是“中国”这个概念似乎并未清晰可见,反而更加模糊难辨。这其中的道理何在?

   先秦时代的“中国”大致是一个依靠地理方位和礼仪文化区分族群边界的概念。其范围指的是以周王室为核心的“诸夏”侯国及其活动区域,那些地处偏远地带的诸侯象楚、越、吴只能算是“蛮夷”。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特性的某一面相就会凸显出来,比如在西周早期,王室往往强调以姬姓宗族关系的远近为标准确认诸侯的“中国”身份;在战国晚期,则又相对突出以遵守文化礼仪的程度而不是族群差异辨析其“中国”身份。然而在先秦大多数情况下,“诸夏”只有在与“蛮夷”对峙之时,才能凸显其代表“中国”的意义。

   检视先秦典籍,每当搜索到“中国”时,大多与“蛮夷”或相关词语成双成对混搭在一起同时出现,这是因为“中国”多指诸夏人群分布的地区。秦以前,“中国”范围基本限于黄河与淮河流域大部,秦、楚、吴、越并不在“中国”范围之内。在空间分布上,“诸夏”代表的“中国”与周边分布的“夷狄”多呈地理对峙格局。据学者统计,先秦典籍中有关中国的称谓中,谓诸夏之领域,凡145次,远远超过标举其它涵义的次数。[2]可知“中国”主要指称诸夏列邦及其活动范围。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形成源自与异族文化的对立,才相对构成了对自我的认同,由此确立本族之文化特色。[3]

   易言之,“夷狄”就象“诸夏”的一面镜子,没有它作参照,就无法显现“中国”的形象,两者是互为镜像的关系。以下所引的几段著名言论,均可证明“诸夏”只有在与“夷狄”对照时才能彰显“中国”涵义。

   如《论语·八佾》云:“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是明确以“诸夏”和“夷狄”相对峙。又如《论语·卫灵公篇》所云:“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这里把“州里”与“蛮貊”置于内外对立的地位,喻示的是“诸夏”之区与“蛮夷”之域的差异。《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左传》云:“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史记·魏世家》云:“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史记·楚世家》中楚君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这样的言论可谓数不胜数。

   如果参照中国古代周天星区与地理区域相互对应的天文分野学说来观察“中国”观念的变化就更加明晰可辨。源起自《周礼》的星占理论构造出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宇宙观,天地之间互为映象,地理区域与星宿分布一一对应。因此,与星宿对应的区域大小反映出的不仅是古人地理世界的认知状况,更是一种政治观念的表达。正是这种相互映照的认知框架,使得古人对“中国”的理解长期限于相对狭小的空间之内。汉代自《淮南子·天文训》及《史记·天官书》始将二十八宿分别东周十三国及汉武帝十二州地理系统,此说逐渐风靡,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分野体系。

  

   然而,无论是十三国还是十二州地理系统,就整体格局而言,传统分野体系所涵盖的区域范围基本限于“诸夏”规定范围内的“中国”,而并不包括周边四夷及邻近国家。

   “分野止系中国”的概念一直延续至唐宋时期,反映的是“中国即世界”甚至“中国即天下”的理念,即使具有恢弘开放气度的唐代,仍有士人如李淳风认为周边四夷乃人面兽心之辈,不必与华夏同日而语。真正把星野学说扩及到边疆地区如朝鲜、安南等国家的时代还要迟至明清时期。[4]

   “诸夏”与“夷狄”的对峙既然成为界定“中国”概念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就存在一个地理空间伸缩性大小的问题。在先秦,这个伸缩标准可以灵活变通,对此认识孔孟之间有较大差异。孔子主张淡化两者界线,夷夏可以互通互变,夷狄可进为中国,中国亦可退为夷狄。孟子则坚持夷狄大多冥顽不化,必须实施单向的灌输教化,才能改变其气质,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5]所以任公曾明言“故言史学者,当从孔子之义,不当从孟子之义”。[6]孔孟夷夏观的分歧,说明“中国”概念经常处于自我封闭和多元开放的交替演化状态。汉唐曾展示了包容宏大的帝国气象,孟子自闭式的夷夏观自然被边缘化,宋代严厉识别种族界线,“夷夏之辨”占据上风,刻意把少数族群贬斥为需要汉人教化的野蛮对象,孟子夷夏观随此风气之转移渐有复兴迹象。[7]

  

   宋代以后,“用夏变夷”的思想慢慢演化成了“汉化论”。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先秦和宋明时期,凡是谈论“中国”的言论基本上都把少数族群排斥在外。因为除了汉唐及元清这几个朝代外,有关“中国”的主流舆论都没有跳脱“夷夏”对立的视角,“中国”就是一个理学士人集中进行种族主义想象的概念,比较容易给人造成种族优越论的极端印象。“汉化论”只是该传统思路的现代变种而已。

   “汉化论”以汉人历史为中心的解释模式,基本来源于孟子的“夷夏观”,认定文明的吸纳和传播只具有单向传播的性能。具体而言,只能借助“诸夏”礼仪文明去改造落后的“蛮夷”,绝不可能出现相反倒置的情况。孟子的这个观点往往容易被现代民族主义者所继承和利用。

   美国“新清史”的某些学者把清朝与“中国”区别开来,就是借用了宋明时期“夷夏”互不通融的思维方法。部分“新清史”学者指出,满洲统治东北与西北的模式与汉人王朝迥然不同,宋明因与辽金和满洲长期敌对,根本没有实际统治过关外的北方地区。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区域不属于“中国”的确是一个历史事实。据此,他们提出了以下颇具冲击力的疑问:可否不经质疑地直接将清朝等同于“中国”?难道不该将其视为一个“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从狭义上理解“何谓中国”的一个有名例子。不应否认的是,这种对清朝的认识恰恰根源于宋明儒学的“中国观”。

   受宋明夷夏之辨的影响,一些当代中国学者往往仍然沿用“汉化论”裁量历史,经常不假思索地为自己挖掘逻辑陷阱,贸然跃入其中,反而给论辩对手的批评制造了口实。宋明时期,因为受到北方异族军事力量的持续压迫,并未实现地理与政治疆域的真正“大一统”,理学士大夫阶层不得已才转而强调对“中国”身份的认同,作为号召抵拒北方异族的旗帜。他们只是在心理上通过把异族妖魔化获得某种满足和自尊。夷夏对立观念在晚清一度被革命党当做反满的思想利器,在当代则为清朝不是“中国”的观点提供了历史依据。

  

   夷夏之间相互仇视所造成的心理困境,最终还是因清朝皇帝的介入才得以化解。清帝在论述华夏与夷狄关系时仍然尊奉先秦古义,如雍正引孟子“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这句经典语录作为满人入主大统的根据。区别在于,清帝辨析“夷夏”之别,并非在意其是否为“中国”身份,而是喜欢从“大一统”的角度论证清朝夺取天下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清帝很少使用“中国”这个概念,即便在官方文书中偶尔出现“中国”字样也多是从“统一”疆域的角度谨慎加以表述,如雍正比较“满洲”与“中国”之关系时就称:“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8]

   籍贯是统一的地域性概念,而非区分夷夏的种族记号。清帝使用“中国”这个名称,并非是为了论证自己拥有象宋明士人那样的“中国”身份,而是要突出满人所扮演的天下一统角色。在汉人经典中,“中国”身份往往代表着某种特定的种族优越感,而清帝在颁布谕旨时使用更为频繁的是“大一统”而非“中国”,其深层考量是通过标示“中国”的“地区性”,而非特指汉人的单一聚居地,借此抗拒和修正宋明以来的“夷夏观”。即使象《大义觉迷录》这样的典型官方文本,雍正帝虽然在多处提到“中国”,但恰恰是在与“大一统”对立的层面上加以表述的。由于曾静刻意以“中国人”自居,斥满人为“夷狄”,采用的还是宋明的夷夏之辨思想。故雍正每次提到“中国”,语气中总流露出把它当做负面概念加以批评的意思。

  

   乾隆亦和雍正一样,当他强调“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时,仍不忘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的偏见发出批评的声音,他直接用“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以表达对汉人私占“中国”解释涵义的不满。[9]从其语气可大致推知,“中国”身份被汉人有意垄断而残留下的心理阴影在清帝的头脑中似乎仍挥之不去。

   这里还可举两个例子说明清帝心目中的“中国”仍与汉人生活的地域密切相关,如皇太极曾指责明朝不秉公办事时说“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10]这显然还是把自己摆在与代表“中国”的明朝为敌的“夷狄”位置上。其中仍隐含着对汉人使用“中国”概念时所表达的优越心理的反感,流露出与之对抗的微妙情绪。

   即使入主中原后,清帝仍然沿袭宋明“中国”仍指中原地区的基本定位。如雍正说:“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11]这里的“中国”范围指的是满人入关前汉人统治区域,所以他才夸耀清朝把“中国”的原有版图扩及蒙古等明朝无法统治之地,基本采取的仍是“中国”与“夷狄”对立的旧思路。“新清史”正是在这条思维延长线上判断“清朝”不是“中国”,其观点并非空穴来风。

   大体而言,清朝初期官书里的“中国”一词往往更多出现在与外国谈判边界,拟定条约的时候。康熙朝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条约文本中凡与俄国对称,一律用“中国”表述,以表明清朝拥有正统主权。但对内标榜治国武功时,清帝更喜用“大一统”这个概念,明显区别于宋明士人的表达习惯。鸦片战争以后,当清帝与外国交涉时,也会偶尔使用“中国”一词,其意与康熙时的语气相近,都是为了显示自己对于广袤疆域拥有绝对主权。这里所指的“中国”更象是“大一统”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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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因为“中国”自带特定的种族对抗蕴义,如果作为研究历代王朝演化的基本分析“单元”,往往会受到某个特殊群体(主要是宋明理学士人)思想视野的制约,也许只适用于某个特殊历史阶段的解释,却难以说明清朝作为异族何以能入主大统的复杂历史原因。

近世学人对此有近似的看法,如梁启超就直接批评宋代的“夷夏观”,认为“后世之号夷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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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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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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