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世间已无李泽厚——怀念李泽厚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1 次 更新时间:2021-11-05 2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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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从友人处获悉,李泽厚先生于美国当地时间11月2日逝世。尽管知道李先生年事已高,前两年又不慎摔跤,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但得知此讯,仍感到有些愕然和茫然。也许,这是因为在意识深处,既不愿意,也没有准备好接受世间已无李泽厚这一事实。

   初知李泽厚之名,是1979年,也就是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的第二年。记得这一年的某日,书店中一部《批判哲学的批判》,让我眼前一亮。虽然此前已略知康德,但此书却以观点的独到、文字的隽永、理论的深沉,给我以耳目一新之感。此后,《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等相继问世,一时间,洛阳纸贵,士林争说李泽厚。此种盛况,学界已言之甚多,毋庸这里赘述。当然,那一时期,虽然李泽厚先生的著作近在手边,但其人却似乎遥不可及,作为彼时的学界宗主,他俨然是仰视的对象。

   然而,1985年夏,在庐山讨论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时,我却有机会与李泽厚先生近距离接触。会议期间,李泽厚先生依然保持其独立特行的学术风格,虽然是讨论冯契先生的著作,但他却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不同的学术立场,这与一些学人在此类场合每每趋于颂扬迎合形成了对照。虽然他的看法我不尽赞同,但这种不轻易附和的学术取向,给我留下了颇深印象。在参观庐山的名胜与人文景观时,我与李泽厚先生也作了若干交谈。那时我随冯契先生读博士,此前我的硕士论文以乾嘉学派与胡适的关系为题,对清代学术变迁下过一些工夫,同时,我对历史一直深有兴趣,早先通读过《资治通鉴》等著作,这种历史学背景也自然地渗入于言谈间。记得当时交谈时,除了我和李泽厚先生之外,还有《光明日报》的一位马姓年轻人,好像刚刚从南开大学毕业。李泽厚先生对我的历史学“素养”似乎略感意外,随口说道:你对历史倒有点了解。其时我尚年轻,闻此评语,不免有点自得。

   1985年庐山会议期间,李泽厚(中)、杨国荣(左)与《光明日报》马姓记者合影庐山会议后,我与李泽厚先生之间短暂的联系也随之中断。2003年,差不多18年后,我们才得以“重逢”,当然,李泽厚早已不记得庐山的初遇,我也无意“重续前缘”。自1992年后,李泽厚移居美国,但几乎每年都要回北京住一段时间。2003年下半年,我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名义,通过美国友人林琪(Katherine Lynch)向李泽厚先生表达了邀请他来华东师范大学访问的意向。李先生欣然同意,并于当年冬天携夫人前来。此时我已非当年青涩的学生,在哲学史与哲学领域多有涉猎,因而与李泽厚先生之间有了更多的理论话题。当时我的伦理学著作《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出版不久,见面时特呈上一册,请他指正。他后来是否翻阅此书,我不得而知,但此后每次遇见,谈到相关哲学话题,他总是说:你是伦理学家,或:你是研究伦理学的,亦即将我主要定位于伦理学领域,这使我多少有些无奈。那几天交谈的很多具体内容多不记得了,但在谈到伦理学问题时,我特别提到了休谟哲学的意义,尤其是在道德动力的理解方面,我认为康德将形式因作为动力因,对道德行为的发生难以提供合理说明,这方面需要关注休谟对道德情感的肯定。这些看法,我在《伦理与存在》一书中也有所论及,之所以在交谈中特别强调休谟,主要是鉴于李泽厚先生当时在伦理学主要推崇康德,基本上忽视休谟。顺便提及,李泽厚先生后来对休谟有所关注,相对于此前谈康德而不及休谟,这多少是一种变化。

   2003年,李泽厚访问思想所,与杨国荣合影。在华东师范大学访问期间,李泽厚先生专门做了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本来演讲地点放在文科大楼的会议室,但听众实在太多,只能临时移到图书馆的报告厅,虽然空间扩展了不少,但依然人满为患。那天讲座由我主持,李泽厚的讲题是“谈谈情本体”,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以讲演的形式公开提出这一论题。讲座结束后,本来拟将录音整理的内容刊发于思想所的辑刊《思想与文化》,但李泽厚先生在看了记录稿后,觉得内容过于单薄,未同意刊发。我们尊重他的意见,只能割爱。确实,根据我当时的印象,相对于他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情本体”的演讲内容似乎不甚丰富,事实上,后来他虽然反复提及此论题,但总体上仍有过于简单的问题。在情与理的关系上,李泽厚往往显得比较纠结:对“理”,往往欲拒还迎;对“情”,则每每欲迎又拒。2003年的访问之后,我与李泽厚先生的联系也变得比较经常。有时他会打来电话,谈论相关问题。记得一次在宁波参加会议,李泽厚先生忽然来电,具体所说,已经淡忘。在他来北京时,我们的电话交谈时间往往较长,有时几乎达一个多小时。印象中,李泽厚先生比较关注国内学界的情况,因为客居异域,他也需要通过不同渠道了解国内的学术动态。同时,他对他本人在国内学界所处地位或受到的关注度,也比较在意。二十一世纪初,国内很少有人谈到李泽厚,如果谈及,也每每是负面性的,一些人物常以批评李泽厚来显示自己的新进或“高明”,但其实,这种批评者无论在眼光、学养,还是具体的见解上,往往远逊于他们所批评的对象。当然,在与李泽厚先生的言谈中,也常可以感受到他此时的寂落心态,而我则以上述看法(批评者远不如被批评者)为他作学术回护。以后,随着李泽厚先生频频以不同方式亮相,特别是不时提出一些新的学术见解,他在国内学界逐渐得到了重新关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现了第二次李泽厚热。

   2005年,李泽厚先生应上海社科院之邀,再次到访上海。其间,我曾与他作了一次学术交谈,内容主要涉及超验、理性以及情本体等,交谈的记录经李泽厚先生审定,刊发于《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2006-2007年,我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斯坦福大学做了近一年的学术研究,其间除了与邀请者罗蒂接触之外,常常与远在科罗拉多的李泽厚先生作电话交谈,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所谈内容既涉及当时欧美的哲学,包括分析哲学、现象学,也关乎国内的学术趋向。在我的印象中,李泽厚先生虽然身处北美,但其关切重心始终在国内。他既无意“融入”欧美哲学界,也不以海外华人自居,在意识深处,他依然是中国学者。从他一直持中国护照而没有入籍美国,也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作一比较,则不难看到,李泽厚先生的以上立场,与林毓生、余英时等海外学人显然有所不同:作为入籍美国的华人,他们一方面以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作为美籍华人或海外学者而著述,尽管形式上两者也许可以并行而不悖,但在实质的层面,显然无法完全摆脱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从法律的意义上说,入籍意味着宣誓归属相关国度。李泽厚先生作为文化和法律上都没有放弃中国身份的学人,则超越了以上张力,从而可以更融贯地立说。虽然因寓居异邦,晚年的李泽厚先生不免有孤寂之感(事实上,孤独也许是长期伴随着他的感受),但在他那里,看不到流亡海外的悲苍。

   2014年,在多次邀请之后,李泽厚先生又一次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并开设以伦理学为主题的课程。这是李泽厚先生数十年间第一次公开讲课,因而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作为邀请者,我本当主持第一讲,但不巧的是,其时因事在广东,故改为主持第二讲。在此次讲座中,李泽厚又将我称为伦理学的“专家”,并认为我有“优先发言权”,我则本着“从命”的精神,提出了若干看法。此次讲课结束后,我与李泽厚就伦理学问题作了一次交谈,与前一次一样,交谈记录特意交李泽厚先生,由他作出审定,之后先由《中华读书报》刊发了交谈节录,尔后在《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刊发了全文。交谈的内容涉及李泽厚提出的两德论、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权利与善、以及转识成智等问题。

   2015年,我自己经历了生命历程中的重大折变,后飞赴波士顿。其间,我与李泽厚先生也多次通话。他得知我的状况后,表示十分关切,并对我比较从容平静的人生态度表示赞赏。在后来的邮件中,李泽厚先生就此写道:“吾兄伦理学已化为修身实践,非空头义理而已,包括对待人生境遇,坦然处之,尽人事而听天命,均令人仰佩无已。”这些言辞当然有些过誉。我们交谈的话题依旧围绕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展开。当时我正考虑权利与义务、儒学的核心等问题,我们的讨论也涉及这些方面,相对于面对面的论辩,电话中的交谈更多的是相互理解和沟通。在对儒学的理解方面,我们的共识多于分歧,对当代哲学的建构,则表达了不同于分析哲学、现象学的进路。记得闲谈中,还兼及对李泽厚先生学生的品评,李泽厚先生自己当然一如以往,几乎很少对自己的学生作具体评议,我则比较随意地提及其中一位已在学界颇具影响的学生,认为他智力甚高,但在治学进路上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学术上略有调侃、戏说的倾向,不如李泽厚先生那么认真,其二是对哲学史有些轻慢,不甚敬畏,似乎诸事皆可从“我”说起。李泽厚先生对此表示同意,但未作更多评说。在我看来,哲学之思不仅仅需要灵明觉知意义上的聪明,而且更需要浑厚而诚敬的智慧,李泽厚先生本人似乎庶几近之。

2014年,李泽厚在华东师大。当然,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李泽厚先生也有其个性特点。这里或可提及与2014年我们所作的学术交谈相关之事。该交谈在《社会科学》全文发表之后,李泽厚先生又将其收入他的对话集(《李泽厚对话集》,中华书局,2014年)。2015年,我从波士顿治病返回上海后,一位学生向我提及,对话集中收入的我们之间的交谈,结尾部分有些费解。我此前未曾看到此对话集,便向中华书局索取了该书,翻阅之后,发现原文最后被增加了二行此前并不存在的话,大意是,我关于冯契先生转识成智以及广义智慧的阐发,他(李泽厚)“始终听不明白”,并认为我“需要自备一把奥康剃刀”。如前所述,此交谈记录已在先前经李泽厚先生审定(他在记录稿上的修改,现在仍被保存着),此前在《社会科学》正式发表时,即以这一审定稿为依据,在这种情况,增加文字显然既不合乎原来的文稿,也有违谈话的具体场景。我当时既感意外,也甚为困惑,便去信了解相关情况,李泽厚先生对此作了如下回复:“国荣兄,来信收到。该句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产物,虽内容在他处向你讲过,但不符合当时对话事实,应予删除,并致深深的歉意。此信亦可向外公布。”我收到此邮件后,除了对他的理解表示感谢之外,还特别提到:“恕我好奇和冒昧,未知此‘特殊情况’具体为何?若方便,尚祈惠示。”对此,李泽厚先生的回复是:“特殊情况非电邮几句所能说清,抱歉暂不能满足吾兄之‘好奇’也。”经此沟通,我已对此事已基本释然,无意细究对话集中新增文字的具体原委,只是遵李泽厚先生“此信亦可向外公布”之嘱,将我们的相关来往邮件转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申作宏博士。回溯起来,该学术交谈的文本,原由我“洋洋洒洒”的一大段话结尾,从对话的内容和结构看,这既蕴含着与李泽厚先生不同的学术取向,也似乎使李泽厚先生在对话中处于某种“从属”性地位,二者可能都让他很难接受,通过增加若干批评性的文字,则可改变这种状况。事实上,如果这些文字出现于实际的对话过程,显然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我当时不解的是:在实际对话已经结束、对话的记录稿业已发表的情况下,“单方面”地增加实际对话中未曾出现的内容,有些不合“学术规范”。2017年元旦前夕,李泽厚先生又来信,再次提及此事:“不知你还在生我的气否。该书如重印,定当删除那句不恭敬的话。驷不及舌,悔之已迟,再次致歉。千万保重身体。”收到此邮件,我不禁甚为感动:李泽厚先生在年齿和学术上都是我的前辈,但对增字之事却一再致歉,让我多少有些情何以堪之感。今年2月,我从网上看到一标题式的新闻,其中引了李泽厚先生之语。出于对他的尊重,我随即去信,其中提及:“今日览网,见《李泽厚集》的介绍中有如下文字,即李泽厚已解除了‘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称号,云云,未能打开睹其详。私下以为,这种标题及提法,似有损先生之形象,故觉得有责任向先生提及。不妥之处,尚祈海涵。”李泽厚先生收到邮件后,即回复:“成灰之年,必遭恶咒,吾兄相劝, 实属难得,浮一大白,敬谢忠告。”李泽厚先生对此事的实际想法,现已无法详知,但我之所以去信提醒,是基于他的学术进路和贡献,实质上无法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背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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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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