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 次 更新时间:2021-11-04 17:55:42

进入专题: 新自由主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   去政治化   再政治化  

李彬   黄卫星  

   摘要:本文以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一书为思考线索, 围绕新自由主义、社会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话题, 结合赵月枝的传播思想展开分析评述, 对书中涉及的有关时代与学术命题, 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力图给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批评。

   关键词:赵月枝;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再政治化

  

   在国际传播学界, 赵月枝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她同另一位出身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的海外学者潘忠党, 均为近二十年来“反哺”母国学术的给力人物。如果说潘忠党以引介“新闻专业主义”而闻名, 那么赵月枝则以阐扬传播批判理论而著称, 特别是她承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传统, 结合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实践及新闻传播所做的一系列理论探讨, 更是富有洞察力与想象力、批判性与开拓性。不妨说, 在西人主导的国际学界, 她是中国大陆走出的第一位传播批判学者。

   这些年来, 赵月枝频频回国, 又受聘中国传媒大学 (即原北京广播学院) “长江学者”。其间, 我们也屡次邀请她顺访清华讲学, 而她的每次学术讲座都使求知若渴的学子感到“过瘾”。最近, 中国传媒大学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名家论丛”书系, 纳入并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中文专著《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 汇聚了十余年来对诸多新闻传播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取精用弘, 登高壮观, 确属呕心沥血的倾心之作。

   全书以“传播与社会”的思路, 总揽各种富有张力的研究, 透过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政治的视角剖析当代传播领域的重大命题, 既对理论研究与传播实践多有启发, 又对阅读与思考构成挑战。也就是说, 领悟其中深沉而深刻的内涵需对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有深入系统的把握, 更需对社会历史进程及其种种反思有深切洞明的理解。

   全书包括序言《我的跨国学术, 我的跨国体验》和四编正文。序言的有关内容曾在《新闻大学》刊发, 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并回应有关思想话题, 如众声喧哗之下的“新闻自由”。其中, 尤富深意地提到当年出国时随手带的两本专业书——冷战时期的美国新闻理论经典《报刊的四种理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著名报告《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

   这两本随我出国的书, 冥冥之中把“自由”与“平等”这两个主题放入了我的理论视野, 而我当时从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民族国家到一个资本主义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出国”旅程则意味着, 我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离不开对东西方关系、民族国家范畴, 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一对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概念的审视。 (赵月枝, 2011:p.1)

   正文第一编“理论视野”, 梳理并阐释了新闻传播的前沿理论, 如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等, 为全书提供了核心的理论框架。第二编“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 解剖了当代世界传播领域的“热点”现象及其走势, 涉及美国媒体解读、新闻客观性、新自由主义冲击下的欧美公共广播、媒体全球化与民主化等。这里所说的“帝国”, 既不同于19世纪马克思论述的殖民帝国, 也不同于20世纪列宁揭橥的垄断帝国, 而是21世纪以来日渐凸显的新帝国形态, 亦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奈格里与哈特在《帝国》 (2000年) 一书论及的全球秩序, 这部著作也被誉为“后现代的共产党宣言”。第三编“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传播”, 从类似世界体系的理论视角分析了中国当代的传播问题, 包括报业的市场化转型、中国电视的历史演化、1990年代开始风行的“小报”、“入世”与媒体、手机媒体与“数字革命”等。最后一编即第四编“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立足全球, 放眼未来, 揭示了对一种人道的、民主的、公平正义的传播与社会之愿景, 表达了一种超越二元对立、摆脱种种异化、让思想冲破牢笼的学术旨趣:

   我对一些不但没有建设性而且可能隐藏着话语霸权动机的简单化等同逻辑保持警觉, 包括把市场等同于自由 (“自由市场”) , 把“自由市场”等同于民主圭臬, 把消费者等同于“人民”, 把“中产阶级”等同于民主主体, 把国家等同于压制, 把媒体规制等同于威权, 把“新闻自由”等同于“私人办报”, 把批判知识分子等同于国家主义者, 把反帝立场等同于民族主义等等。 (赵月枝, 2011:p.4)

   这些命题无不关系重大, 屡清其间乱麻似的现象并揭示纷繁复杂的背景与动因, 显然非有大手笔不可为, 而赵月枝及其学术著述当得起大手笔之谓。她的诸多中英文成果——除了这部《传播与社会》, 还有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维系民主》、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 以及海外出版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Communication in China、Democratizing Global Media、global Communication等, 往往给人大江东去、浩浩汤汤、繁星满天、闪闪烁烁的思想启迪。下面, 我们即结合《传播与社会》, 谈点自己的粗浅认识。

  

   新自由主义

  

   如上所述, 《传播与社会》的基本内容大都围绕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新闻传播问题, 具体说来涉及近二三十年的发展状况。从批判性视角看, 1980年代以来的时代特征集中体现为“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给当今世界及其传播格局打上无所不在的鲜明烙印。所谓新自由主义, 按照著名批判知识分子、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里的界定:

   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理论体系, 强调以市场为导向, 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 其完成形态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的解释触及实质, 更为显豁:

   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 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 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其中, “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 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纲领的标志。如果说国家垄断阶段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 那么, 国际垄断阶段需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

   相比于古典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对市场和资本更加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 也称“原教旨自由主义”。它在经济上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 如要求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强权, 开拓和保证市场秩序之际, 否定对私人资本及其权力的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在政治上坚决否定任何公有制, 否定一切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战略上推动以美国为主导的一体化, 即所谓“全球化”、“与国际接轨”, 等等。一句话, 正如当代世界首屈一指的批判知识分子大卫·哈维所言, 上个世纪曾被社会主义运动风卷残云的资本势力, 实际上将新自由主义作为重新恢复阶级权力的政治工程。

   从世界范围看, 新自由主义虽在1970年代末即开始影响当代政治经济格局, 但上升为一套主导全球性意识形态, 则以1990年“华盛顿共识”为里程碑。1990年, 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 并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等机构联合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 在华盛顿达成了一揽子经济与社会纲领, 包括开放市场、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国有企业私有化、保护私人财产权等, 即所谓“华盛顿共识”。它的出台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从一种学术思想理论, 正式确立为一套政治经济纲领及意识形态。其间, 拉丁美洲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区, 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危机统称为“拉美化”, 包括贫富差距、社会动荡、环境污染、金融危机等。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里写道:

   新自由主义化的进程带来了非常大的“创造性毁灭”, 不仅摧毁了先前的制度框架和力量 (甚至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形式) , 而且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 (大卫·哈维, 2010:p3) 作为当代世界的主导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弗里德曼等, 政治上有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 当然也免不了索罗斯、盖茨、默多克等财富巨头。如赵月枝在本书第二编所论及的, 西方和国际传播系统一方面是这套意识形态的“吹鼓手”, 一方面本身也被这套理论学说及其政治经济纲领所建构, 包括大规模的媒体兼并、国营媒体的私有化、公共广播体系的瓦解等。这套政治经济纲领不仅影响西方世界, 而且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冲击, 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一些走向, 如形形色色的产业化等也难免受此影响。针对这一浪潮, 国内外许多学者力挽狂澜, 予以批驳与抵制, 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 原北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吴树青,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刘国光等。

   新自由主义从风起青萍到大行其道, 也正是赵月枝求学海外并学有所成的时期。她的成长经历与学科背景, 使她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下的传播问题格外关注。如果说, 此前中国传播研究“去政治化”的态势经由热情拥抱实证主义而充分显现, 那么, 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冲击所造成的一系列蜕变以及国内外诸多学科理论的批判性言说, 新世纪以来新闻传播学科又日渐呈现“再政治化”的趋势。在这个嬗变过程中, 赵月枝通过锲而不舍的著述、教学、授徒而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们或有同感, 也勿庸讳言, 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思想性与批判性乏善可陈。虽然风风火火, 看起来也仿佛漂漂亮亮, 但就思想的敏锐性和深刻性而言, 就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而言, 不仅不如共和国前30年的甘惜分、王中, 甚至不如尽管粗疏而不无元气的1980年代。恰似甘阳解读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思想时所言, 这种趋向虽然导致大批量知识生产, 有关著述、文章、研究成果汗牛充栋, 但只是徒然让人知道越来越多的鸡毛蒜皮, 即所谓knowing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在甘阳看来, 这种东西不但不能使人专注于思考, 反而使人日益陷入了普遍的市侩主义和蔓延的媚俗主义。在2011年复旦大学召开的新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中心成立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龚伟亮针对当下状况一针见血地指出:

   传播学研究对于当代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议题要么充耳不闻, 要么只能比划一下堆砌概念和装点门面的表面功夫, 在引入其他学科的学术视野时常常难免“炒冷饭”和“打时间差”的嫌疑;

在传播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性达到引人瞩目的举足轻重的高度之时, 号称是一个交叉的、综合性学科的传播学却在大陆的公共学术阵地中难觅一个发言的席位, 难以贡献出有学术价值和智识水准的见解, 难以产生出能被其他学科体认的具有足够阐释力的理论范式和能够在学术共同体内流通的学术议题与学术话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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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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