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波:建构情境化的比较传播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 次 更新时间:2021-10-19 17:40:22

单波  

   现代传播的全球化发展在多样化的情境中展开,不断挑战“现代—传统”“中心—边缘”等单一现代化比较视野,从而使比较传播学转向情境化比较。1989年,在国际传播学会(ICA)以“比较而言”(Comparatively Speaking)为名召开的年会上,与会者强调比较传播研究首先要理解情境如何形塑传播现象。互联网时代,全球与地方的复杂互动为这种转向提供了有力支撑,网络虚拟社区成为全球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对话的场所。

   在此背景下,以“国家”为分析单位或以“国家”为语境的比较研究已经无力呈现全球传播的图景。此时,国家处在“全球”与“地方”之间,国家层面之于全球层面可以说是地方性的,但是从国内关系来看,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多种多样的地方性身份和话语的竞争场所。同时,后殖民理论的“批判地方主义”,解构“中心—边缘”现代化比较视野中的狭隘地方主义谱系,把地方与地方相互勾连,建立地方与更大范围的政治模式、历史和文化的连接,这种连接是通过共享历史经验建构某种集体想象而形成的,比如纪念“一战”“二战”的新闻引发地方间的历史记忆互动,关于环境危机的报道刺激地方间环保群体的对话,等等。在这一视角里,“地方”不是确定的、有边界的场所,而是由文化、历史、权力关系、政治等多重角力所建构的。

   到21世纪,比较传播学的情境化转向变得越来越明显。2012年出版的《比较传播研究手册》倡导在方法上“尝试超越单一案例达成结论,并在其各自的情境中解释分析对象的差异性和相似性”,作者保罗·曼奇尼和丹尼尔·C. 哈林把“情境的作用理论化”视为媒介比较研究的本质。总的来说,情境性思维由三重意义构成:作为研究对象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外在条件,情境具有形塑性力量,有助于克服比较的同一性悖论;作为研究主体采纳的一种阐释意义的方法,情境具有解释性力量,有助于克服比较的规范性悖论;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共同存在的方式,情境具有对话性力量,有助于克服比较的去中心化悖论。

   基于情境的三重意义,我们可以建构比较传播研究的三种维度:客观情境、主观情境和关系情境。

   第一,所谓客观情境是指研究者将新闻传播活动和情境看作客观存在,并将其转换为多个变量/指标,通过建立假设,收集数据,经由相关性分析等科学方法确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关注情境对于新闻传播结果的解释相关性,以及宏观层面的情境如何有差异地形塑新闻传播现象。到2013年,客观情境比较研究已经发展出一套固定程序:第一步是提供关于其他体制和文化的情境描述,以提高我们对不同传播活动的理解;第二步是经由情境描述辨识不同体制和文化中的功能对等,也就是确定什么是可比的、什么是不可比的;第三步是建立分类或类型,通过辨认共有特性将不同的案例归为同一类型,这些共有特性将成为发展理论时必需的维度;第四步是对各种相似性和差异性作出解释,从而理解不同情境如何塑造了不同的传播活动;第五步是预测,基于前期确立的理论假设,对尚未研究的国家作出预判。

   第二,主观情境是指进入传播者和传播实践的内部情境,以人类学“深描法”或历史学“过程分析法”,观察不同文化中的人们赋予特定行为的意义和价值,透视传播实践背后的文化心理以及意义理解。作为一种主位(emic)研究,它要求研究者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传播活动和媒介文化。因为每一种传播活动都有着自己的现代性,有着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它们的传播实践是植根于自身语言和语境的。

   第三,全球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复杂互动使人们进一步看到关系情境,即新闻传播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背景,在持续不断的关系中发生,同时也构成了人与人交往关系形成的现实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文本的互文性关系,驻外记者与本土助理、冲突双方的记者间的互动关系,国际新闻流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等,都进入比较传播学视野,成为全球化时代新闻传播的重要景观。

   循着三种情境化比较研究路径,可以发展多个向度的比较理念。第一,客观情境化比较,通过“功能对等”重构不同社会文化中的可比对象,面向可比性和情境性提问,从而在追求同一性的过程中保留差异,保留差异生成的情境,形成三个向度,即差异化的传播、类型化的传播和功能化的传播。第二,主观情境化比较,以多点民族志或比较历史社会分析方法进入传播活动及其存在,脱离规范性话语的思维约束,面向人类的表达与交往实践,由此通向三个向度,即时空情境的传播、建构意义的传播和价值取向的传播。第三,关系情境化比较,关注不同文化间传播的全球互联与跨国流动,建立基于跨文化关系的情境性理解,超越隔离的研究情境,从而展现我—他传播关系、我—你传播关系和跨文化传播关系三个向度。最终形成三种情境九个向度的比较传播学体系。

   情境化比较的目的在于去蔽。然而受到研究者视域、可获取资料以及文化环境等条件限制,任何一种情境化比较在不断去蔽的同时往往会生出新的遮蔽。以比较媒介体制为例,客观情境化比较以比较政治体制为思想资源,发展了媒介体制的维度和类型,但由于依赖科学方法论和可利用数据,走向了因果决定论。主观情境化比较去除了概念化、类型化、静态化的遮蔽,然而这类研究基于研究者/行动者对媒介发展过程的理解,容易受主观情感和价值因素影响。关系情境化比较以传播关系、权力关系、跨文化关系为思想资源,去除了独立化、区隔化、方法论民族主义的遮蔽,可是这类研究既要警惕全球化动力机制对地方性实践的遮蔽,又要避免对平等交往的浪漫想象。

   比较研究蕴含自我和他者的对话与互动。以自我为中心看到的差异无法揭示存在,只能加深人的自大感或自卑感,进一步将自己幽闭在回音室内,隔绝任何不同的声音,比较便失去意义。真正的比较研究必须破除自我中心的弊病,面向可比性和情境性提问,不断反思,还要通过去地域化进入全球互联和流动的关系网络中,达成自我超越,面向人的普遍交往的事实,从而实现人类传播经验的整合。

   从根本上说,比较传播研究的使命是揭示传播关系的存在和存在的传播关系。为此,研究者必须充满存在感地观察人类传播实践,才能找到这一研究领域的出路,还原“比较”一词的本义,即平等地汇聚在一起。比较的逻辑不是分离,而是以和谐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尊重彼此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比较即传播,传播即比较,这样的比较传播研究才能帮助人类丰富传播智慧,恢复交流能力。

  

(作者系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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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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