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广义产权论:为天地人共同体立命的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3 次 更新时间:2021-03-22 23: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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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摘要: 以“天地人产权”为核心的广义产权理论,是“三论”(产权论、 人本论、转型论)中最先探索的领域。探索过程呈四个特点:第一,探索突破:经过多年潜心研究,逐步完成由“狭义产权论”到“广义产权论”的跨越性过渡;第二,求“道”非“术”:不是着眼于构建一个产权运作的技术体系,而是尝试为当代政治经济学体系构筑一个“广义产权的理论基石”;第三,“产人耦合”:打破单向度的“孤立的产权理论研究”范式,以图把“广义产权论”与“人本经济论”融为一体,寻求一条更大社会公约数的“产权人本共进”改革之路;第四,“天人合一”:借鉴司马迁撰著《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 不仅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身,而且为更大范围的“天地人生命共同体”立命。“广义产权论”的探索过程,从一个方面折射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权领域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刻变革。

   关键词: 天地人产权;广义产权论;天地人共同体;改革开放40年;制度创新


   2011年5月,笔者发表了《天地人产权论——当代人的发展多维产权探讨》一文。①此文以2009年出版的《广义产权论》为理论依据,② 以其中的核心命题“天地人产权论”为根基,对“天地人生命共同体”进行了初步探索。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和决策部门的重视。

   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培勇、张卓元主编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丛书”将笔者的学术自传《产权人本转型——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论探索路》列入其中,这给笔者提供了一个梳理、审视和反思自己学术思想的机会。

   本文拟以“广义产权论:为天地人共同体立命的探索”为题,系统阐述自己关于广义产权论的萌生、发展以及与“人本经济论” 耦合的探索历程,试图为学术界研究当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特别是其中的“现代产权—人本融合”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具体案例和一条“微史记”的思想轨迹。如能成为一个小小的“缩影”,有助于学界同仁“见微而知著”,也就不枉费这些年的心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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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此文刊发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并被《新华文摘》2011年第17期全文转载。

   ②常修泽:《广义产权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出版。张卓元、厉以宁、吴敬琏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 就概览(经济学卷)》(第三分册“常修泽篇”)将“广义产权论”列为其学术成就之一,此书(第三分册 )由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一、20世纪80年代:从主张“长期并存”到提出“产权市场论”


   研究产权问题,是因为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碰到了它,属于学术研究的问题导向范式。但笔者的学术认知经历了一个由“实”到“名”、由“狭”到“广”的逐步提升和拓展的过程。20世纪 80年代上半期,在自己的研究中开始涉及实质上属于“产权”方面的内容(“实”),但并没有使用“产权”这一概念(“名”),直到1987年11月提出《关于建立企业产权市场和经营权市场的构想》,才第一次明确使用了“产权”这一范畴。

   (一) 1980年《长期并存 比翼齐飞》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个40年的沉重话题

   1979年,即改革开放元年,当时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组织了一个“经济结构调查组”,由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和马洪两位前辈领衔,对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及其体制进行调查。本人得以参与其中,对东北经济结构进行了深入调查。[1]在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除撰写相关调研报告上报外,另在1980年5月9日的《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发表了《长期并存 比翼齐飞》一文。针对当时国有经济几乎一统天下的局面,主张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长期并存,比翼齐飞”。这是尝试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国有经济格局的矫正。40年过去,今天重读此文,有种时光倒流之感。

   时至今日,东北所有制格局依然是一翼硬、一翼软,“比翼齐飞”之势尚未形成。根据最新资料,从1980年到2018年,经过38年的改革,东北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生产占整个工业企业资产总值的比重为52.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特别是高于东部地区22个百分点。2017年笔者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依然是《东北经济需“两翼齐飞”》。[2]

   反思1980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只能说与宏观的所有制结构变革有一定瓜葛,但对微观领域的“产权”并无直接着墨,所主张的只是一种宏观层面不同所有制的长期并存而已。就微观基础来说,该文并没有涉及企业产权,尤其是国有企业产权怎样变革的问题。

   (二) 从商品经济导出国企“自负盈亏”:《国营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一文发表历经磨难(1981年)

   国有企业“产权”到底怎样变革?围绕此议题,1981年,笔者在南开经济研究所随著名经济学者谷书堂老师对天津国有企业实行“全额利润分成”情况进行调研,后撰写了调研报告。但该报告并未触及国企产权内核,只在分配环节搞些利润分成而已。[3]

   既然搞商品经济,企业就应该自负盈亏。恰好,1981年,天津四家国营企业(锻压机床厂、自行车厂、第一毛纺厂和手表厂)实行“以税代利,自负盈亏”的试点。笔者通过调查和比较分析,感觉国企“自负盈亏”比“全额利润分成”更有变革性意义,由此产生“自负盈亏是国企改革方向”的观点,遂完成《国营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天津市四个国营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的调查》,并历经磨难公开发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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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当然,这里的“自负盈亏”也只是相对性的。常修泽:《国营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天津市四个国营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的调查》,载《天津师院学报》1981年第6期。


   (三)1987年,尝试使用“产权”概念:提出“产权市场”构想

   笔者之于“产权”概念的第一次使用,是在1987年11月的“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当时“十三大”刚刚闭幕,大会发布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由此可以大胆地探索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情况的生产关系。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部分,报告明确指出“一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可以有偿转让给集体或个人”,激发了广泛的探讨。此前,1985年5月《经济学周报》已经发表笔者与合作者联合发表的《对微利和亏损企业应全部实行包、租、卖》一文,既然“大的包、中的租、小的卖”,那么,到哪里“租“或“包”呢?特别是到哪里“卖”呢?基于此,笔者在研讨会上作了《建立企业产权市场和经营权市场的构想》的学术发言,提出“包、租”可到经营权市场,“卖”可到产权市场。此构想提出后,曾引起争论。有学者指出,“产权不是商品,怎么建立市场?”当然也有支持的——中共天津市委内部刊物《对策研究》1988年2月16日率先刊登此文;随之,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理论版于1988年4月22日也公开发表了该文。②

   在这一构想的基础上,1988年,笔者主笔完成论文《产权市场论》,[4]并在1988年10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上作报告,为上海建立中国第一个产权交易所(1991)提供了理论参考。从此,“产权”二字开始正式进入笔者的科研实践中。[5]

   (四) 《企业创新论》获“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入选论文奖,《经济研究》卷首发表

   在企业外部建立产权市场,一个新的命题随之提出,企业自身怎么办?当时根据自己的调研发现一个深层次问题:中国企业(当时主要指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企业创新萎缩症”。于是,笔者紧紧围绕“创新萎缩症”的制度根源,以此作为突破点,探讨“如何建立中国的企业创新机制问题”。当时“中国企业创新机制研究”尚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学术界较少触及。因此,在1988年秋天完成的《企业创新论》引起了国家教育委员会的重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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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②1988年此文被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评为当年理论“好稿”。

   ③1988年12月,国家教委组织评选并上报后,《企业创新论》获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入选论文奖。《经济研究》1989年第2期卷首发表,《新华文摘》1989年第5期转载。


二、20世纪90年代:主笔四部产权理论著作


   (一) 《资产重组》:旨在打破国有资产的“刚性结构”

   《企业创新论》的发表,引起了理论部门的重视。不久,便接到天津市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科研项目——“公有制商品经济中的资产重组”。当时,中国正处在企业资产乃至整个社会资产重新组合的初始阶段。以企业兼并、企业集团、企业拍卖、企业破产和参股融资为主要内容的多种资产重组形式正随着改革的春风萌生于中国大地,这一浪潮的到来势必会向传统的资产组合理论提出挑战。

   时代要求必须进行创新性的研究,根据新的实践探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下的资产重组理论。经过笔者和研究团队两年的调查、研究、写作,于1990年底完成《资产重组:中国企业兼并研究》书稿。该书于1992年2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谷书堂教授在该书《序言》中写道:“这是一部带有探索性的企业经济理论专著,书中提出的观点弥补了学术界关于公有制和商品经济条件下资产重组这一研究领域的某些欠缺。尤其是作者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背景出发,把商品经济理论贯穿到产权重组全过程的写法,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这是国内较早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资产重组的著作之一,书中通过中外企业兼并历史与现实的考察,对中国企业兼并的实际运作、与此相关联的劳动力配置、兼并机制与其他诸种资产重组机制之间的关系、企业兼并中的政府行为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企业兼并的理论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在《资产重组:中国企业兼并研究》一书公开出版前两个月,即1991年12月21日,新华社有关“内参”部门曾率先“摘登”了书稿中有关资产重组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题为《常修泽建议改革国有资产机制,为搞活大中型企业创造条件》。当时正值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的前夕,改革正处在低潮时期,“内参”上报后,为国家有关部门此后改革决策提供了参考。

   《资产重组:中国企业兼并研究》一书于1992年2月出版后,邓小平南方谈话恰好逐级传达,理论界的学术空气开始活跃。3月8日《亚太经济时报》在头版头条以《着力打破国有资产的“刚性结构”——常修泽教授谈九十年代企业改革的新思路》刊发该书内容,引起社会反响。

在邓小平南方视察前,“资本化规则”一词还是个理论“禁区”,只能说“资产运营规则”。在1990年年底完成并交给出版社的书中,笔者尝试使用了“资本化规则”一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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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O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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