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欢欣与恐惧交织的人生:记牵手60多年的老伴邵志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7 次 更新时间:2021-03-22 23: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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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我最大的新愿望是企盼老伴志明尽快归来,在家里阳台上晒太阳、吃水果!

   此刻她正静静躺在医院病床上。去年11月3日,她因腰椎滑脱压迫神经,下肢无力,不能站,不能坐,紧急送进医院。11号,手术成功,慢慢恢复,至下旬,有人扶着,可以坐上半小时,或走二三十米。全家满心欢喜,期望她能不久后出院,欢乐过春节(2017年1月28日)了。谁知12月25日发现她突然脑出血,善良的医生精心治疗加亲情的抚慰,危险期已过,但离康复尚远。

   1950年暑假,广州市各中学的团干部集中在协和女子中学开会,传达胡耀邦讲话;分组讨论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志明。第一印象是:一位端庄美丽的姑娘。没有想到不久后到中山大学经济系学习,她竟是我的同班同学。由于我是学院团总支的副书记、书记,她则长期担任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接触频繁,她很快成了我的女朋友。共度60多年风风雨雨,甘甘苦苦,个性和时代瘢痕融汇,许多场景刻骨铭心。


“服从组织”和勤勤恳恳


   先哲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说得完整一点,应该是:历史环境和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身上都不可避免打上时代的烙印。

   志明的一生,从学习到工作,平静、清澈如井水,没有大的波澜。少年时期的环境熔铸了她终生未变的品格:忧郁、内向、善良;但她几乎毕生生活在阶级斗争浪潮冲刷一切的年代,让她内心一直未能安宁甚至滴血剧痛。

   她学习和工作都很努力;比起在炼狱中煎熬的同时代人,可说是很顺利。1950年考进中山大学后,班里选举,同学们总是选她当团支部书记。服从分配在中大工作三十五年,历经六个单位(做过生物系党支部书记兼团总支书记,总务处秘书,马列主义教研室秘书,中大幼儿院院长,经济系办公室主任,财务处副处长),每次调动都服从安排,叫她干什么,她都认认真真做,细致,周到,无可挑剔,没有恶评。每次选先进工作者之类,同事们总是异口同声推举她。

   有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显示她的品格。

   从不巴结别人,从不向领导送礼。唯一的例外是50年代,我们在院子里种的木瓜黄澄澄非常耀眼,住在隔壁的校党委副书记垂涎欲滴,直截了当开口:“邵志明呐,木瓜长得那么好,也不送我一点。”我们哈哈大笑,赶快摘两个又大又熟的给他送去。

   劳苦工作,从不推辞。1951年,教育部下令,文科大学生下乡参加土改。她正住在在医院工作的姐姐家里治病,学校通知有病的治好后再下去。我们出发前一天,她赶回来了,脸色蜡黄,未曾痊愈,硬是要和同班同学一道走。做幼儿院院长,除了本职工作外,还学会蹬三轮车,有空就蹬三轮和工人一道搬运物资。

   1950年,还没有全国统考。她同时被两间大学录取:清华和中大;她最想读清华。可是,广州市团委竭力要把原来各中学的团干部留在广州,分别派人找考上异地大学的谈话。志明“服从组织”,进了中山大学。

   了解三个背景,就会理解她的选择。

   第一,她的生活经历。要是看过她的《回忆录》,知道她妈妈的屈辱生活和她自己在日军刺刀下做童工的经历,告别“旧社会”的欣乐和对新社会将带来自由、民主和幸福的企盼,都变成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服从。

   第二,在广州市四中念初中的时候,国文和历史老师虞泽甫(共产党员)就引导她念课外书,启发她思考,把个人和家庭的不幸转化为对当时的社会和国民党政权的憎恨,进而在高中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服从组织”逐步化为自己的信念。

   第三,我们那一代人把“组织”看得无比崇高,相信它是公正和远见的化身;因而“服从组织”成为许多人的信念,即使与个人愿望和利益冲突,最终多半选择为公弃私。她的一位同班挚友考上燕京大学和岭南大学,也“服从组织”留在广州读岭南大学。

   再以我们来说,1953年第二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经济类的各系,全部归并到武汉中南财经学院,读了没几个月,中山大学一纸调令,要我和志明回中大工作。学期尚未结束,还差半年多毕业,但我们没有犹豫,“服从组织”,买好火车票就回来了。1954年夏天,莫斯科广播电台要一个广州话播音员,在中大外语系进修的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田蔚挑中了志明,她又傻乎乎地服从了。我帮她拿着行李去某处领取车票,几个钟头后就要上火车了,却说另外选了一个人,不用去了。她很不高兴,还是乖乖地回中大上班。真正是“驯服工具”,但当时心甘情愿。

   后来我偶然想起一个奇怪的问题:假如志明进了清华会怎样?最大的可能是一生过得很痛苦。1953年4月15至23日,全国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我们正在中大经济系本科三年级学习。突然志明接到通知说她当选广东省代表,要上北京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她高兴之余,觉得有些茫然。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为什么会选她?她没有想过这些较深层次的问题;秉承一贯的真诚,她坦言不知怎样当好这个代表。她大胆去问冯乃超副校长,他鼓励几句,也说不出什么道道。

   在会议期间,她抽空给我写信,谈到星期日休息,正在清华任教的徐刍带着她在北京各风景区游玩,拉着她的手到处走,非常开心。我早就听她说过徐刍,他是她多年同学徐雪宾的哥哥。从初中到高中,她经常到雪宾家里玩。要考高中了,徐刍还给这两个小妹妹辅导,讲得很起劲;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过,她们都考进了教会办的以严格著称的协和女子中学。志明还谈到,徐刍“牙擦”(广州话,意为持才傲物),非常能干,经常天未亮就跑去离他家不远的西门口烂马路(今广州中山七路)天光墟去淘破烂,然后捣鼓出各种小玩艺。

   如果进了清华,志明肯定与徐刍关系密切。但徐刍一生非常悲惨!简单说来是:他因为才华出众,参加了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研制;不幸,由于口无遮拦,招来一顶“极右”帽子,押去劳改!几经波折,文革期间,在广西一间劳改场被活活打死!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首流行甚广的诗,题目是:人生,内容只有一个字:网!社会是网。任你翻腾,终归跳不出如来佛手掌!直到社会现代化,个人独立和大小不一的社会自治体成为坚固的堡垒,法治成为社会运行的准则,这个宿命才能改变。志明从自己的信念出发,真诚地选择反抗国民党;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顺从共产党领导的新体制;盼望的都是改变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命运。选择很真诚,表面顺利背后是深藏的悲戚。


善良诚挚


   在各单位,志明算是大小不一的领导,但从未留下整人的记录,异口同声说她是好人;心中有气,回到家里再发泄,在公共场合,总是言行适度,注意自己的仪表。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生物系的团总支书记、政治辅导员和系的党支部、党总支书记、副书记,整整做了四年。当年那些同学喜欢到我家来玩。我动手能力不强,家里有什么坏了,常常是那些同学帮忙修好的。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生物系的学生和教师谈起她,都说是好人。逢年过节,各地包括远在香港的当年的学生纷纷打电话问候或寄上贺卡。白发教授出了论文集特地送上门来。生物专业的论文,我们都看不懂,也领受了他们那份真情。有的印了诗文集也给她送来。毕业几周年聚会,也一再热情邀请,要邵老师参加。这几年,她很少出门,原来生物系的教师、同学见到我,都打听她的近况,要我转达问候。一位退休教授特别说到,感谢邵老师当年推选我去北大进修啊,不然我后来的命运就不同了!

   如此密切的关系,不是来自她辅导政治,而是由于她像大姐姐那样与同学相处,平等、诚挚地对待一切人。

   最见真情是1957年那场风暴!

   暑假我从复旦回到中大。俩人加上一岁多的儿子、岳母和保姆,久别重聚,日子过得既高兴,又平静。一两个月过去了,偶然在路上碰到校领导黄焕秋同志,他主动问我:老邵情绪还好吧?我说,没什么呀。他继续说,学生干部,没有斗争经验啊,好好锻炼吧。我含糊地说,应该。实际上我一头雾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向其他朋友打听,才知道她因反击“右派进攻”不力,不敢狠狠批判那些“右派”师生,受到校党委副书记刘望远严厉批评,加派一位工农干部去生物系做党总支书记,她降为副书记。那时全校只有8个系,不设学院,各系设党总支。

   就一个人和一个家庭来说,挨批判,降职,确实算大事了。她却默默忍受不愿对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诉说。这正是她的性格。她善良,对教师、同学下不了手。她没有当大官的野心,降职对她无所谓。她忍受过很多痛苦,新的委屈算不了什么。我考虑再三还是不问她,她愿说就说,不愿说就别问,不要再在伤口上加盐。于是,这件事仿佛消失,我们终生没有谈论过。


忍泪吞声


   正常社会应该公私有别,除触犯法律外,政府无权侵入私人生活领域。可是,在阶级斗争年代,人们把“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奉为金科玉律,公私界限被泯灭。

   50年代,志明接连受到两次打击。

   首先是她相依为命的姐姐被划为右派。

   妙容姐是南海县人民医院的护士长。技术和服务态度有口皆碑。1957,中共南海县委统战部不知为何邀请她参加知识分子座谈会。在“帮助党整风”、“言者无罪”等貌似诚恳等承诺下,她信以为真,提了一些家乡农村干部违反政策等意见。几个月后,居然换来一顶右派帽子!

   志明痛彻心扉,但只能私下向我诉说,不敢公开流露。在向党组织汇报这个情况时,可能忍不住掉了眼泪。身为右派,容姐被发配到农村去劳动。三个儿女都是幼儿,无人照顾。我们把她四五岁的大女儿接到家里,与两岁多的表弟为伴,玩得很开心。

   不久,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加上“右倾”、缺乏斗争性,志明被调离党务和政工系统,改在行政部门工作。在新的工作岗位,两个惯于无事生非的女将是党支部书记或委员。一般人闲聊,多半不久就忘了。她们却似乎有特强的记忆力,能随口说出:谁谁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地方,说了什么错误或反动的言论,脸上表情怎样!面对此类奇葩,被指责者往往百口莫辩;随之而来的是所在单位无风三尺浪。在斗争哲学盛行的年代,此辈必然洋洋得意。

   适逢“反右倾整风”,党员人人都要自我检查。如此气氛,如此同事,志明又一次挨批。加在她头上有两大罪名:一是听到姐姐划为右派居然流泪,且收留右派姐姐的女儿。二是把地主母亲接到学校同住,社会主义学校不能成为地主的防空洞。都是立场问题!外母原是婢女,后来被收为妾侍,过着非常屈辱的生活。40年代,丈夫逝世;50年代土改,被划为地主。她全身佝偻,行走很困难,常年哮喘,完全没有劳动能力,只能靠女儿供养。我们接她来共同生活,错在哪里?幼儿何辜,怎么能牵进政治漩涡?割不断的亲情,这是人性,也是毋庸外人干预的私人生活。可是,在那个阶级斗争横扫一切的年代,讲人性,讲私人生活领域不容干涉,都是“资产阶级”的奇谈怪论,当事人只能忍泪吞声,俯首认罪。

当时,只有校党委组织部长张启秀私下对我说:曾司令(两广纵队司令曾生,后来任南海舰队司令;张启秀长期担任他的秘书)说过,供养父母是义务,共产党员也要尽社会义务;他认为我们收留老弱是应该的。可是迫于当时的环境,他也只能悄悄说,不敢公开为我们辩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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