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青松:思想者——周天黎的绘画艺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21-03-16 21: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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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青松


   生而为人,没有谁不曾有过面对内心的拷问的时刻,哪怕只是一瞬间:生命的意义何在?这必然是一个永恒问题,相比之下,历史洪流之中的个人的生命何其短暂而如尘埃,但因为有了终极追问与践行,身为众生心亦圣洁。


   雨果说:“人在面对自己灵魂时会黯然神伤。”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历史的大多数时刻人们是短视的,只看到有限的利益和身体的舒适安全,固然有可嘉的勇气和谋世的智慧,生而为人的意义却往往隐失。究其根本,是世界观的取向使然。“艺术创作境界达到一定高度时,必然会指向精神与哲学”,折射出人们精神的不同维度。莫向支流辨浊清,须从根本求生死,艺术上,中西之争、古今之变问题,又何尝不是归结于世界观。


   由于没有丰饶的文化精神和高贵的生命哲学作心灵的内涵,艺术上难达断崖独孤、目空苍茫之境。眼下喧嚣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少见敬畏美、追求美、尊崇美的神圣性,物欲横流下,许多只是自家资本的游戏和热闹。深刻思之,千载画史以至世纪百年,我们究竟有过多大的跨越与变化?若有变化和希望,必是世界观的变革。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凡伪饰者皆为虚妄。人类的存在又并非绝对困境,必有盼望与拯救之途。悲剧——拯救,构成了整全的观念结构,用以支持历史叙事,当然也指向艺术的观念叙事,从而以艺术关怀人类的终极命运。世界观决定艺术观,决定“作为文化史的艺术史”是否也可以成为人类文明史。


   并不是所有的文化和艺术都可以被认作文明。文化虽注重时间和空间的多元性、差异性,但文明更基于人类具有意义性的基本价值观的永恒和持守。从思想性角度剖析,中国画的现代转型问题,只是古今之变中的一个类型,而不是单一的艺术问题。古今之变,既事关传统文化反思和现代文明传播,又深入至文化渊源和世界本原。


   周天黎谈到:“没有哲思后的生命冲动,就没有伟大的艺术。”“在古代,孔子的仁义,佛陀的慈悲,耶稣的博爱和救赎;在现代,自由、民主、法治和公义,都是人类社会从形而下的蛮野向形而上的文明发展而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珍惜的人文价值。艺术家需要有这样的认知,需要有这样博大的人文关怀,才能够虽然置身攘攘熏利的混浊社会环境,仍可风光霁月,内里澄明,在心中信仰的支撑下一步步走向伟大艺术的殿堂。”艺术起始于对意识的反思,艺术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艰难的思想跋涉。没有思想,就不可能有优秀的艺术。可今天的书画界已经很少讨论思想与艺术的关连问题,仿佛艺术只与笔墨情趣或者收藏市场有关,精神上和审美上的残破不堪,展露无遗。老子有言:“大道成于思。”一个思想空虚,缺乏对社会与人生深刻认识和感悟的人,是难以产生丰富、强烈的审美情感的,因而也就不会成为优秀的艺术家。更高意义而论,当下,没有哲学、历史、思想史等知识底蕴,没有鲜活的底层生态的关注,没有全球视野和格局,没有精神信仰和追求,无以谈艺术。而作为画者思者的知名艺术家周天黎先生,却有着难得的自由独立的思想精神、探求真理的坚韧意志、知行合一的人格观照、社会现实的深刻体悟。其充满审美激情神韵的书画创作以及思想文化论说,犹如旷野上燃烧起的一团篝火,孤独而又光茫,引发着启迪与深思。


   一、再论文人画之价值


   历史并非僵死的陈迹,历史是文化演变的乘载,每一次重新阐释都是一次复活。文人画在历史上经过王维、苏轼、赵孟頫、倪云林、董其昌、石涛等人的连续阐释,确立起在中国艺术史中的特殊地位。权威的文人画话语权也树立起来,进而成为难以轻易越过的高峰;在特定时空背景下,自身反而又成为了某种需要克服的障碍,影响着文人画以至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型。\r


   陈师曾先生的《文人画之价值》,在民国各种思潮激荡之际,又一次为文人画在现代转型中的新可能做出阐释。如果说之前的文人画论述都在内向系统中自我演绎,陈师曾则勇敢和睿知地面对了前所未有的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冲击。相对的弱者总是焦虑自己的文化身份,担心自身被汹涌而来的巨浪吞没,却肯定无法完全拒斥现代艺术的到来,这样,传统又如何安置自身?纵观20世纪,有想中西拉开距离的,有叹中国画穷途末日的,也有实践中西融合大胆创造的。回头审视,融合者众,但如何融合,主体的身份怎样确认?陈师曾在《文人画之价值》中,以印象派和现代艺术为例说明艺术在形似之上还要追求形而上的意义:


   “西洋画可谓形似极矣!自十九世纪以来,以科学之理研究光色,其于物象体验入微。而近来之后印象派,乃反其道而行之,不重客体,专任主观。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联翩演出,其思想之转变,亦足见形似之不是尽艺术之长,而不能不别有所求矣。”


   陈师曾又认为文人画则本来就具有形而上的特质:“且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何以言之?吾以浅近取譬。今有人初学画时,欲求形似而不能,久之则渐似矣,久之则愈似矣。后以所见物体记熟于胸中,则任意画之,无不形似,不必处处描写,自能得心应手,与之契合。盖其神情超于物体之外,而寓其神情于物象之中,无他,盖得其主要之点故也。庖丁解牛,中其肯綮,迎刃而解,离形得似:妙合自然。其主要之点为何?所谓象征Symbol是也。”


   如此,在陈师曾的阐释中,文人画传统并非一个封闭、落后的艺术风格,反而早已萌生出现代艺术的因子,窥知了其内在的艺术精神。可以认为,陈师曾的文人画论述富有现代性的意义。


   岁月沧桑中定眼望去,倏忽已近百年,后现代艺术在中国也已经泛滥不堪,可是关于传统现代转型的世纪问题,仍非一个过去时。后现代倡导的多元主义,貌似给了传统以和而不同的当代文化身份,但是不能掩盖传统本身的一些困顿与痼疾。必须要注意在一定环境下,以平等、民主之名单线极端发展的艺术大众化的结果,往往是艺术的崇高精神被大众化掉,把犬儒主义和庸俗玩世当作生活的本来面目。同样,一个未曾进入现代性转型的旧文化单元,却忽然在后现代历史中具有了当代文化身份,显然的悖论和荒诞背后乃是后现代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本质。但在几乎从未更新发展的传统主义者看来,东方传统艺术却是比西方当代艺术更为当代的存在与希望。东方主义本来出于西方他者眼光的反思,却被一些人当作了自我东方主义的守旧夸张。进而,文人画似乎连陈师曾经郑重论及的现代性价值也不需要了,只要还原一派旧传统的样子就可以成为东方当代艺术。


   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老话题,关于传统艺术的当代意义。就中国画的发展来看,眼前重要的不是急于从文人画到新文人画或者另一种形态的颠覆性演化,而是如何理论创新与阐释,再付之进一步的实践。


   无疑,周天黎的绘画整体来看还是属于文人画的形态,但她一方面没有将传统固化为明日的黄花和垢土,却理之正逆;一方面在理论和艺术实践上不断回应着最当下的艺术和思想问题,在更具深度的人文视野中去发掘艺术的价值,努力补齐文人画在今天的短板和填补空白,抗之惰性,突破积弊,创导中国艺术变革的研究范式,在艺术思想和实践上引领中国画由旧有形态向现代形态前行转变。这是因为周天黎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传统,即便是那些曾经非常好的东西,也需要在一种现代的思维方式、现代的文化结构、现代的价值度量中调适,融合,消化与升华。


   周天黎是一位具有跨文化视野、格局和胸怀的艺术家,她在《一个中国女画家的思想片段》中鞭辟入里地谈到:“一些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人总是拍着胸脯大声喊叫:‘越是民族的,才越具世界性。’这话不错,但不全面。我要补充的是:越具世界性,才是民族越优秀的。不然,像太监阉人、女子缠足这些我们民族独有的东西,也有什么世界性吗?”


   今天已经不是闭关锁国的年代,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当下,民族性只是多元世界性的一部分。周天黎认为:“伟大的艺术之美,无关国界之区限。不同的文化源流,更应相互包容,取长补短。唯兼容并蓄、包纳百川,人与世界才会更相近,人与人才会渐相知。”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齐头并进,而是在不断探索中,探索中的经验与教训,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特别对于中国来说,世界性不仅有文化互补的意义,更有文明输入的意义。如果没有与世界性的相融,民族性就会趋向只是世界文明之外的一个自我设限的区域性文化而已。民族性的意义也需要在世界性的基础上去丰富,去不断进取和发展,而不宜偏狭的划地为牢般地自我膨胀为当然的世界性文明的存在。


   需要阐明的是:传统文人画是唐宋之变以至天人合一的新果实。天人合一在先秦时期原本并非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观念,在世界很多高级宗教中都有这类观念,并有详细系统的修行方法。在信仰启示缺失的中国以及长时期的农耕社会里,所谓“天”,竟在不同程度上异化成了巫术崇拜中的各种自然之灵。直至东汉佛教进入中国之后,经过魏晋时期的大规模传播,激发出了心性的内在潜力,继而通过唐宋之变完成了天人合一的新蜕变。尽管儒、道、释三家也均有不尽相同的阐述,但文人画也可说就是天人关系在中国语境下重新合一的一个果实。可以认为,先秦时期的天人合一原本就具有世界性的,组成部分有来自文明自西而来的传播。但异化则使得新的天人合一逐渐成为了单纯的民族性的世界观。很多时候这世界观又被守旧主义当作反对文化变革的重要说词,一定意义上,这也是世界性观照下的文人画的民族性负担,有时甚至成为了文人画现代转型的思想藩篱。


   陈师曾看到了这个问题,在理论上重新建立了文人画的世界性维度,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文人画还在他的观念中延续。可是,近十多年来特别是激进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少人又把文人画以及更为广泛的中国当代艺术从世界性拉回到了民族主义的范畴。


   怀有赤子之心的周天黎看清了这个问题及现实的困境,忧心于此,冷眼热肠,肝胆照人,自悬孤心于霄壤,更以一位艺术思想家的宏观视野撰写论述,发自肺腑地陈述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她深沉地说:“亲爱的同胞,你有没有诚实地问过内心,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公民?你是否已有了超越民族概念的以人类精神为内涵的悲悯和仁爱?你在思想观念上、时代精神上、品德情操上都实实在在地准备好了吗?”


   智者之言,洵为的论!


   文人画之所以是文人画,艺术之所以是思想的表达,都因为重要的不仅仅是艺术图像,而是艺术背后的世界观。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任何一个有出息的艺术家,无论具体做什么类型的艺术,都必须面对。艺术当随时代,并非局限于时代,而是要回应时代问题,栉风沐雨地在时代的巨浪中践行自己的艺术探索。


如果当代的中国艺术又从一个世纪前好不容易认知到的世界性维度退缩到民族性,那就只能承认我们这个民族存在着一些根深蒂固的顽疾。不超越僵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剖析和清除这个顽疾,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包括中国画只会在原有的田畴里原地踏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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