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水 王楠 王敏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名物学

—— 扬之水访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5 次 更新时间:2021-03-12 16: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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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 进入专栏) 王楠 王敏庆

   扬之水,一九五四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一九八六年就职于《读书》编辑部。一九九六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任古典文献研究室主任,专业领域为文学与名物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著作有《诗经名物新证》、《古诗文名物新证》、《先秦诗文史》、《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三卷本)、《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中国古代金银首饰》、《物色:金瓶梅读“物”记》、《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棔柿楼集》(全十册)等。《诗经名物新证》获中国诗经学会第二届学术研究成果一等奖。《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三卷本)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并与《唐宋家具寻微》一起获第四届朱自清散文奖。

   扬之水老师以其惊人的勤奋、卓越的学术成就而赢得学界及普通大众的认可与欢迎。她的学术生涯一直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伴,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之际,本刊编辑部特整理此篇访谈以飨读者。


   访谈人问(以下简称“问”):小时候的家庭环境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否有家学渊源?

   扬之水答(以下简称“答”):谈不上家学渊源。我从小和外公、外婆在北京生活,外婆是湖北黄陂人,其父金永炎,曾为黎元洪幕僚,还做过时日短暂的陆军次长。外公曾留学日本,在帝国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和桥梁设计。他和我外婆的大哥是同学,学成归国的时候去我外婆家,外婆对他一见钟情,当时外婆十六岁,小我外公十一岁,她不顾家人的反对,与外公私奔,从此成为家庭主妇。我跟着她,从小接受的是爱情教育,她常说《红楼梦》是最好的书,又说为了爱情一切都可以牺牲(笑)。读“红楼”,听京剧,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也算是对我的早期培养了。

   问:您说您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至多也就是到初中毕业,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您错失深造的机会。

   答:负翁(张中行先生)当年曾在我的第一本书《棔柿楼读书记》(署名宋远)的序言中为我画像,后来收入他的《负暄三话》,许多人知道我,多是得自这篇文章。我至今感念负翁厚爱,不过也还应该说,文章中有不少文学笔法,其实我并没有负翁笔下的那般富于传奇色彩。与同龄人一样,在不能正常上课读书的青年时代去务农、去做工、开卡车、蹬三轮、送白菜、卖西瓜,等等,概为七十年代所历,那时候大家都是如此过来的。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学者,当年的工、农,在恢复高考制度后很多都去考了大学,完成了高等教育,而我虽然也曾考取,却阴错阳差终于未能入学,只好通过自学完成学业。而自学,在我的同代人中也不是怎样的新鲜事。自己以为幸运的是,我能够走进《读书》,从众师而问学,获益良多。十年后,又有幸进入高等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专职研究工作,并遇到一位好老师——孙机先生(我称他遇安师)。


   问:您为什么从民间文艺研究会调到三联书店出版社?

   答: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在民间文艺研究会做资料员五年,我负责编目、做索引、借阅,更兼采购。当时为资料室买下不少好书,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那批书很有价值。我并不是从民间艺术研究会直接去的三联,而是先报名参加光明日报出版社招聘编辑的考试。考取后就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半。那段时间里,我曾努力组稿,找到施咸荣(1927~1993),就是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那位译者。当时他手里有一批美国通俗小说,有品味又很畅销,正准备主持翻译。我多次往他寓所拜访,终于把这套书争取到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没想到社里囿于出版署的规定,不能出版小说类的书籍。虽经我反复交涉,希望破例,终究未果,最后拱手让给漓江出版社。漓江版面世后,收到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此事不免令人心灰意冷。正好这一年有一个大众评选最佳期刊的活动,我写了一篇《我爱〈读书〉》,而这篇文章即在这次活动中入选。在此之前,我也在《读书》上发过文章,如《对于“惶惑”的惶惑》,是《从包豪斯到现在》一书的书评。有此因缘,经过舒昌善的介绍,我很快就顺利调到三联书店,成为《读书》的编辑。

   问:在《读书》杂志做编辑时看书的时间是不是就比较少了,主要是跟作者打交道和编辑文稿?

   答:这时候更需要海量阅读,否则就无法与作者有效沟通。我是先看某人的作品,认为可以给《读书》写文章,那么我就去“发展”这位作者。只有看过人家的书,才会有共同的语言和话题,例如谈到作品某处有趣,或某处我还有疑问之类,所以不论找谁,都要先读他的著述。


   问:您在三联书店做编辑时,出版《棔柿楼读书记》《脂麻通鉴》两部读书心得与文学杂考,对您日后从事文学与名物研究有何助益?

   答:改革开放四十年,很多人都是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而我是落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不能在大学就读,只好走自学之路,但也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上爆发出来的读书浪潮、问学热潮。当时并无研究经费一说,也无课题申请之事,但人们一心向学,那种热情无可复制。三联书店主办的《读书》杂志,正好吸纳了一批各年龄段的精英作者,而我也在那个时期完成了基本训练。就像做文学与名物研究,不是起手进入这一领域时才开始读书的。有时也会懊悔没有早十年认识我的老师孙机先生,如果早认识,就可以尽早开始专业研读,但其实早十年自己尚无足够的知识储备。而《读书》十年,边读书边接触各类优秀作者,从老一代学人到青年新锐,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汲取宝贵的知识营养,以此完成了日后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基础训练。

   问:在您这十年读书生涯中,哪些书对您影响至深至远?

   答:记得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时,《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栏目曾作采访,当时我说我这三十年是三本书,如今四十年,我依旧说是这三本书——《管锥编》、《知堂书话》以及《金瓶梅词话》。


   一九七九年,我刚到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有一位同事名叫傅信,北大中文系毕业。他向我郑重推荐《管锥编》,那时这部书刚出第一版,我便买回来认真阅读。《管锥编》里高深的学问我需要慢慢消化,但我从这本书中学会的是一种读书方法,就是成片的阅读,这部书对我来说不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受益,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海量阅读,比如看一个问题不仅要从多个角度,而且要选取独特的视角。而所谓“经史子集”在这里也是打成一片,几乎不见分野。《管锥编》不仅告诉我怎么读书,而且告诉我们怎么做学问,即把关于某件事的说法,尽可能都聚拢到手边,条分缕析,一窥究竟。再有就是放射性思维。所以我从这本书里首先学到的是读书方法和思维方法,这影响了我后来的整个学术人生。

   至于《知堂书话》,是在写作上改变了构思方式。周作人的文字没有学术八股的气味,我一直很喜欢他的语言,自己的文字也是受他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当然我并非单纯模仿,而是欣赏那样的语言境界。


   《金瓶梅词话》则把我引入名物研究。最初的兴趣,产生于我在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工作的时候,当时所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线装本《金瓶梅词话》,售价四十块钱,规定必须要有局级以上的干部证明才能购买。当时的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是贾芝,有资格购买,因此资料室用他的证明买了一部,但是不允许借阅,而是长期锁在保险柜里,保险柜的钥匙由我保管。虽是近水楼台,但我也很守规矩,从来没看过,就一直锁在那儿。直到一九八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戴鸿森校点的《金瓶梅词话》(删去秽语的“洁本”),方才一睹为快,由此发现这是一个资料的宝库。比如各种服饰,各项用具,光是里面那些东西的名字就特别好看,吸引人持“名”找“物”。一九九五年受《万历十五年》的启发,计划写一部“崇祯十六年”,描述明代将亡之际的社会百态和历史风云,想以更多的细节作为支撑。然而入手的时候才发现关于生活史方面的细节掌握太少,而欲弥补,最好的读物当然是《金瓶梅词话》,它便如同一份明代日常生活史的细节索引,带我走入名物研究。

   问: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您的学术之路,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答:八十年代令人感念不置者,对我来说第一是对学历的宽容。初中学历,却能够凭着一支笔,凭着对书的爱,进入光明日报出版社,进入《读书》编辑部,并且不以学历低而成为工作的障碍,而且,我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特例。记得几年前在《读书》上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漫话中文系的失宠》。其中谈到“潜学历”和“潜专业”,换句话说,是有两种知识,一种是属于专业的“直接知识”,一种是专业之外的“间接知识”,二者互为作用,而它正是激发创造力的源泉。如果说八十年代有着对学历的宽容,那么也可以说,八十年代有着对“潜学历”和“潜专业”的识别与认可。这样的风气,在社科院保持到了九十年代,于是我得以在这里寻求到最为理想的读书生活。

   问:那么您调到文学所之后,对于您的研究又意味着什么?

   答:九十年代中期的学术机构还可以向我这样的只有初中学历的人敞开大门,当时带着一部著作《脂麻通鉴》引介自己,以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接纳。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我到文学所报到。进入研究所之后,我从未遇到任何学历上的歧视,不论申报课题还是申请奖项,始终被一视同仁,因此文学所在我心目中永远是阳光灿烂的。入所之初,我曾在遇安师指导下撰写尹湾汉墓发现的《神乌赋》考证,这是第一篇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文成后又向曹道衡老师请教。曹老师很快细读了我的初稿,并提出修改建议。还有陈毓罴老师,我写作《诗经名物新证》的时候,也常向他请教。所里的谭家健老师推荐我加入诗经研究会,么书仪、王学泰老师都曾为我的书撰写书评。时任《文学遗产》主编的徐公持先生采用了我的《诗经》名物研究文章。同事王筱芸常常帮我看文稿。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很快完成了《诗经名物新证》一书,并于二〇〇〇年在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作为新人,又没有学历,并且是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但书一出版,就得到了文学所的认可,这当然是极大的鼓舞。


   改革开放之初,有一种开放、探索的氛围,那是一个人才爆发的时期,我得益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一入文学所,便如鱼得水。现在的所长刘跃进,当年是在古代室,我一入所就跟他同室,虽然只是每周见一次面的“点头之交”,但他对我的研究既了解也很理解。《诗经名物新证》出版后,他在室里的讨论会上说“这是文学所的骄傲”。这句话我一直记得,因为那时候书刚出版,还没有任何社会反响,而我们又没有私交,他却能这样定位这部书。还有同事蒋寅,我们完全是两个研究方向,但他为《奢华之色》一书撰写书评,评价它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创新,对文学研究做出的推进和贡献,毫无敷衍之辞。总之,文学所同仁的认可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文学所的宽容,体现在它尊重、支持和认可我的选择,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信任。二〇一一年我应邀往法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打算借此机会参观欧洲各国博物馆,那一次文学所为我出了一半的往返路费,而这一趟考察并不是公派。这件事过去了很久,有知情者告诉我,在讨论批准经费的会上,刘跃进说,经费可以放心批给她,你就是让她玩儿,她都不会去。在会计那里报销,她们也不会一张张细细检阅发票,她们相信我的发票除了书就是书,不会有别的。这种信任真是非常难得。前面说过,文学所给了我一个宽松的研究环境,最大的信任和最真诚的支持,在我心目中文学所从来是一片阳光灿烂,我因此能够潜心研究,专意著述。


此外还有一个职称评定的问题。按照院里的规定,没有学历者一律没有资格参评,破格的条件,是著作获得省部级二等奖以上,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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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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